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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態文明發展之路
——《生態民主》譯者序言
作者:劉仁勝    來源:《生態民主》中國環境出版社2016年5月
網絡編輯:時佳 發布時間:2016-06-28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摘要:
關鍵詞:

  引言

  生態文明概念具有進化論和唯物論的雙重基因,生態文明具有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在1978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政治學系伊林?費切爾(Iring Fetscher)教授在《論人類的生存環境》一文中就已經提出了生態文明一詞,但是,他并沒有對生態文明進行定義,只是簡單地將生態文明作為工業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概念因此隨即消失在德語世界之中。在1995年,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羅伊?莫里森(Roy Morrison)教授在《生態民主》(中國環境出版社)一書中描述過生態文明的概念,并將生態民主作為實現生態文明的唯一方式;在2006年出版的《生態文明:2140》一書當中,莫里森又展望了存在于22世紀的生態文明。但是,莫里森的生態文明概念在資本主義工業世界當中具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因此,在堅持生態文明和生態民主理念20多年之后,莫里森在中國發現了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建設。在中國學術界,劉思華教授在1986年全國(上海)第二次生態經濟學科學研討會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新理念,并堅持不懈一直致力于建設生態文明的理論研究;葉謙吉教授也在1987年從生態學及生態哲學的視角對生態文明進行了初步定義。在世界范圍內,正是中國學者全面論述了生態文明,為人類的生態文明建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黨的十七大之后,由于國際政治環境和國內生態環境的雙重約束,使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中國的國家意志和國家戰略;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也因此必將引導全球性的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民主》雖然撰寫于20年之前,但是,該著作對于我們理解生態文明對于中國、美國和世界的意義至關重要。

  一  生態文明的概念

  人類能夠毀滅自然,也能夠毀滅人類自身。人類屬于生物圈中的高智能動物,能夠在自身面臨毀滅的時候,采取積極的自救措施。在20世紀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英國出現了倫敦霧都事件,在短短三個月當中造成12000多人死亡。在20世紀70年代,同樣發達的西方國家德國,整個魯爾地區晝同黑夜,樹木都被煤灰粉塵染成黑色,棲息在樹上的蝴蝶竟也將保護色演變成黑色。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技術升級和產業轉移而停止了傳統工業化之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總量已經躍升到世界第二位;但是,世界傳統工業發展模式中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等特點也開始逐漸凸現出來,對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造成了很大的制約。比如,在2013年歲末,整個中國中東部地區都籠罩的霧霾當中,而空氣污染僅僅是生態環境危機的冰山之一角。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當前國際政治環境和中國自然環境的雙重約束之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已經無法復制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傳統工業化之路,必須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文明發展方式。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生態文明”概念,在十八大報告中又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重點闡述,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十七大報告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概括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進一步闡述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涉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變革的戰略任務,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原則、目標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貫穿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十八大報告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四項具體措施,即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和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并首次將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世界性環境災難和生態危機,中國共產黨始終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問題,并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為21世紀的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目前,我國學術界、理論界和政府部門都在積極研究生態文明,探索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其中,對生態文明概念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解讀方式,可以分別總結為超越論(轉型論)和平衡論(綜合論),每種解讀方式都有各自的理論和實踐背景。

  第一,超越論(轉型論)。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德國學者在英文論述中已經正式提出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并把生態文明作為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文明形態。我國學者葉謙吉教授于20世紀80年代在世界上首次對生態文明概念加以界定,并按照時間順序將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分為三種類型: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蒙昧時代還沒有產生社會化的人類,人類自身還沒有意識到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野蠻時代建立在人類對自然的征服之上。文明時代則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生態文明因而是人類文明時代的真正開始。因此,中國學術界一直都把生態文明作為一種繼工業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態加以研究。錢俊生和余謀昌教授則進一步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經過古代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進行的又一次選擇。生態文明觀是針對生態危機、環境污染、資源枯竭以及現代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而提出的一種全新的文明觀,它是現代文明觀的發展,是對工業文明的一種揚棄。中國環保部原副部長潘岳則在十七大召開前夕提出:三百年的工業文明以人類征服自然為主要特征。世界工業化的發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達到極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態危機說明地球再也沒能力支持工業文明的繼續發展,因而需要開創一個新的文明形態來延續人類的生存,這就是生態文明。如果說農業文明是“黃色文明”,工業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態文明就是“綠色文明”。

  超越論對生態文明概念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四種代表形式:(1)中國農業學家和生態學家葉謙吉教授于1988年在其《生態農業——農業的未來》首次明確地將生態文明定義為:人類既獲利于自然,又還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保護自然,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和諧統一的關系。21世紀應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世紀,人類與自然應成為和諧相處的伙伴。(2)錢俊生和余謀昌教授于2004年在其《生態哲學》中將生態文明定義為:生態文明既是一種觀念,又是一種結果。作為觀念,生態文明是用生態系統的整體統一性、非線性、有限性、共生性等原則和原理來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思想。作為成果,它是以生產綠色、以無污染消費、以最小消耗、最大效率為特征的生產和生活活動的總和。(3)俞可平教授于2005年在其《科學發展觀與生態文明》一文中認為:生態文明就是人類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過程中為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著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進步狀態。生態文明既包含人類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安全的意識、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維護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技術、組織機構和實際行動。如果從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這一視角來觀察人類文明形態的演變發展,那么可以說,生態文明作為一種后工業文明,是人類社會中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是人類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態。(4)中國環保部原副部長潘岳于2006年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一文中認為: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指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生態文明致力于構造一個以環境資源承載能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的社會經濟文化政策為手段的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共贏,關鍵在于人的主動性。人的生活方式就應主動地以實用節約為原則,以適度消費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第二,平衡論(綜合論)。平衡論者基本接受超越論者對生態文明概念的界定;同時,平衡論者最早探討了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之間的平衡關系,并且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戰略格局。劉思華教授在1986年全國(上海)第二次生態經濟學科學研討會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的觀點;在1988年出版的《理論生態經濟學的若干問題》一書中首次闡述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三大文明的建設過程;在1988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態經濟的根本特征與基本矛盾》一文以及2006年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等著作當中都明確提出: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及其滿足程度和實現方式,構成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基本內容;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及其滿足程度和實現方式,構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基本內容;人民群眾的生態需要及其滿足程度和實現方式,構成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基本內容,也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現。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的全面需要及其滿足程度和實現方式,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三大文明建設的根本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是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基礎、物質文明建設為中心、精神文明建設為先導、民主建設為保證的四大文明建設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全面協調發展過程。在此,我們要強調指出的是,劉教授在1992年《生態時代倫》、1994年《當代中國的綠色道路》和《生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修訂版)等書中,深刻論述了“轉型論”,可以說他是“轉型論”和“綜合論”有機統一論者。十七大報告之后,更多學者開始關注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之間的邏輯關系,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之間的邏輯關系。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五大,黨中央的報告一直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十六大報告開始強調政治文明建設,十七大報告開始強調生態文明建設;十七屆四中全會開始強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的戰略高度。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五位一體”的戰略格局,并強調生態文明建設全面貫穿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十七大報告之后,國家領導人和相關部委負責人主要從平衡論的角度對生態文明概念進行了諸多界定。(1)全國政協原主席賈慶林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積極改善和優化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建設科學的生態運行機制和良好狀況的總和。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新的文明觀念,摒棄了人類破壞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理念和行為,倡導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2)姜春云原副總理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總和。生態文明是有別于任何一種文明的嶄新明形態。就本質與含義而論,生態文明是當代知識經濟、生態經濟和人力資本經濟相互融通構建的整體性文明。生態文明不僅是遵循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運行的文明,還是遵循特殊規律的文明,即遵循科學技術由“單一整合、一維到多維”綜合應用的文明。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生態文明正是符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文明,即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與環境雙贏、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人人共享、公眾幸福指數升高的文明。就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認識和實踐而論,生態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審視的整體性、調控的綜合性、物質的循環性和發展的知識性。(3)國家林業局原局長賈治邦認為:生態文明是指人類在改造客觀物質世界的過程中,自覺遵守自然和社會的客觀規律,不斷調整改善進而實現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產業結構和生態化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經濟與生態和諧共進所取得的物質和精神的總和,是人類文明的高級形態。(4)環保部原部長周生賢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在利用自然的同時又主動保護自然界、積極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關系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傳統工業文明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嚴重威脅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生態文明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要求,從文明的高度統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通過生態文明建設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分,其內容涵蓋了先進的生態倫理觀念、發達的生態經濟、完善的生態制度、基本的生態安全、良好的生態環境等內容。

  二  生態文明的歷史演變

  生態文明的歷史演變具有廣泛的國內外歷史背景和學術背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歐洲、美國和日本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后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系列 “環境公害事件”,這些“環境公害事件”的特點均為工業“三廢”嚴重污染空氣、水源、土壤和食品而導致重大人員傷亡事故。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完成了工業化而進入后工業社會,在開始利用技術優勢進行產業升級換代的同時,將污染嚴重的工業產業轉移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將“環境公害事件”從發達國家轉移到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20世紀70年代末期之后,中國開始實施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利用發達國家的工業技術快速提高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工業產業和環境污染的輸出地。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解決了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并保持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當初頻繁出現在發達國家中的“環境公害事件”也開始在中國出現。比如,在2009-2011年,陜西鳳翔縣、湖南武岡市、福建上杭縣、廣東清遠市、湖南嘉禾、湖南郴州、湖北崇陽、河南濟源、安徽懷寧縣、浙江臺州市、浙江湖州市、廣東紫金縣等地相繼發生了“血鉛超標”事件,這些鉛中毒事件均與當地企業的污染排放有關。2012年1月,廣西龍江河突發嚴重鎘污染,污染河段長達約三百公里,引發舉國關注的“柳州保衛戰”。2013年上半年,中國環保部共查處47起重點環境污染事件;2013年下半年,中國中東部地區普遍出現霧霾天氣。面對世界范圍內如此頻繁而嚴重的“環境公害事件”以及氣候變暖等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國內外學者、各國政府和聯合國相關部門都在不斷地探索各種應對措施;中國學者正是在國際和國內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背景下開始研究生態文明,中國政府最終將生態文明建設列為國家戰略。

  第一、 國際歷史背景。面對“環境公害事件”,西方發達國家和聯合國首先做出學術和政治反應。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遜出版的《寂靜的春天》詳細地講述了化學殺蟲劑在殺死害蟲的同時也傷害了益蟲、鳥類和魚類,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力。1967年,日本通過了世界最早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分別對大氣、水質和土壤等制定了嚴格的環境質量標準。1968年,由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和瑞士等10個國家的30多位科學家、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聯合成立“羅馬俱樂部”。1969年,美國尼克松政府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國家環境政策法》,旨在防止和消除人類對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傷害,維護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和諧。1970 年4 月22 日美國2000 多萬人上街游行要求保護環境,“世界地球日”由此而生。1971年,“國際綠色和平組織”誕生。1972年3月,“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該報告從世界人口、農業、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和環境五個方面闡述了以產業革命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災難。

  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并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分別于1972年、1973年和1979年通過了禁止將廢棄物排入海洋的《倫敦公約》以及《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和《日內瓦遠程跨國界大氣污染公約》。1984年,聯合國成立“世紀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87年完成《我們共同的未來》研究報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大會通過了《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世紀議程》,簽署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保護森林問題原則聲明》,并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本次會議共有176個國家的代表參加,其中包括118位國家元首,被稱之為“地球峰會”。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京都議定書》,對減排溫室氣體的種類、主要發達國家的減排時間表和額度等做出了具體規定。1998年,美國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2001年,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2002年9月,聯合國第三次“地球峰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大會通過了《執行計劃》和題為《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承諾》的政治宣言。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卻以給美國經濟發展帶來過重負擔為由仍然拒絕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做出安排,但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方面沒有達成共識,因而沒有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文本。2013年,在華沙氣候大會上,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會議期間展開激烈角力,最終就德班平臺談判、氣候資金和損失損害補償機制等焦點議題達成協議。但是,一些世界環境組織認為,由于發達國家不愿意承擔責任,因此,華沙會議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結果。從民間到聯合國,從里約熱內盧到約翰內斯堡會議再到華沙會議,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當中,人類不僅沒有阻止環境災難的頻繁發生,氣候變暖等全球性生態環境每況愈下,各國有識之士俱深表憂慮。

  第二、 國內歷史背景。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環境公害事件”的時候,中國主要面臨人口和糧食之間的矛盾。馬寅初先生早在1957年就發表了《新人口論》,指出人口增長的速度過快將抵消經濟發展所得的成果,因而提出計劃生育政策以對人口增長加以控制。但是,從戰爭廢墟中誕生的新中國仍然面臨著新的戰爭威脅,“備戰備荒”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因此,馬寅初先生倡導的計劃生育政策直到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其作為基本國策之后才得以貫徹落實。在此期間,中國通過毀林造田、填海造田、墾荒造田等活動擴大耕地面積,以解決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同時,通過“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以緩解城市人口對糧食和就業的壓力。這些措施暫時緩解了中國人口對糧食的壓力,但是,從中長期而言,這些措施卻造成了森林減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自然災害增多等更為嚴重的生態災難,從而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圍中加重了中國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

  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此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本完成了工業化而進入了后工業時代。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同樣遇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的“環境公害事件”。1971年,北京市重要水源官廳水庫水質明顯惡化,引起周恩來總理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1972年,國家計委和建委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官廳水庫污染情況和解決意見的報告》,這份報告為中國治理生態環境污染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礎。1973年,中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擬定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1974年,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暫行規定》。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次對環境保護作了如下明確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期制定和頒布的環境保護標準還有《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生活飲用水標準》以及《食品衛生標準》等等,使中國的環境管理初步具有了一系列定量指標。1979年,中國正式制定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

  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世界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將工業產業特別是污染嚴重的工業產業轉移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在為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同時,不得不承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遭遇的生態環境災難。比如,1984年,美國聯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博帕爾市投資建立的農藥廠,因泄漏45噸劇毒甲基異氰酸脂,結果造成近2萬人死亡,5萬人失明,20多萬人受害,大量孕婦流產或產下死嬰。面對嚴峻的生態環境惡化現實,中國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環境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工業化水平以及生態環境現實,及時制定了一系列法規和標準,涉及海洋環境、水土保持、空氣污染、草原和森林保護、動物保護、農藥和放射性物質管理、排污管理、清潔生產等專業性法律法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環境治理法律體系。1984年,中國參與起草聯合國世紀環境與發展委員會關于《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研究報告。1992年,中國政府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簽署了《里約熱內盧宣言》。1993年,中國率先制定了國家的“21世紀日程”。1996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我國的基本戰略。1998年,中國簽署《京都議定書》。2010年,中國在根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宣布: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第三,國內外學術背景。在西方世界當中,主流學術界多是通過后工業文明、后現代、生態社會主義等概念來表達人類未來的文明形式。但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政治學系伊林?費切爾(Iring Fetscher)教授和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羅伊?莫里森(Roy Morrison)教授較早地描述過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伊林?費切爾教授在1978年《論人類的生存環境》一文中就已經提出了生態文明概念,用以表達對工業文明和技術進步主義的批判。羅伊?莫里森教授在1995年出版的《生態民主》一書中首次明確用生態文明來表示工業文明之后的文明形式,在2006年出版的《生態文明:2140(Eco Civilization 2140)》一書中又展望了存在于22世紀的生態文明。羅伊?莫里森將民主、平衡與和諧作為生態文明的三大支柱。羅伊?莫里森認為,生態民主是通過生態文明的唯一通路。由于工業主義造成全球性污染,羅伊?莫里森還主張:不僅要有全球性的思維,也要有全球性的行動。

  相對于國外學者,中國學者有意識地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全方位的理論建設準備。1984年,中國科學院馬世駿院士被聘為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22位專家之一,參入起草世界第一份可持續發展宣言書《我們共同的未來》。馬世駿院士創建了生態工程理論,即運用生態系統中的物種共生、物質循環再生和生物能多層次利用的原理,結合系統工程中的最優化方法而設計的多層多級利用物質的生產工藝系統。生態工程的目標就是根據生態學原理,在促進自然界良性循環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資源的生產潛力,防止環境污染,達到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同步發展。生態工程的基本原理就是生態工程在我國的工農業建設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全國共有29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都在進行生態農業建設。西南農業大學葉謙吉教授在1987年全國生態農業問題研討會上,首次初步界定提出了“生態文明”概念,并在1987年4月23日接受《中國環境報》的采訪中,從人類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角度對“生態文明”進行了初步定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余謀昌教授長期從事環境哲學、生態哲學和生態倫理學研究,提出了生態工業、生態文化、生態價值、仿圈學等諸多生態文明建設的前瞻性觀念和思想,主要著作包括《當代社會與環境科學》(1986年)、《懲罰中的醒悟:走向生態倫理學》(1995年)、《生態哲學》(2000年)和《生態文化論》(2001年)等。余謀昌教授在總結西方環境哲學、生態哲學和生態倫理學知識的基礎之上,成功地將生態學基本原理從自然科學引向社會科學,開創了我國社會科學的生態化,他提出的許多生態概念或者生態觀點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宗超教授運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知識專門系統地研究生態文明。1997年出版了《生態文明觀與中國可持續發展走向》,2000年出版《生態文明觀與全球資源共享》。劉宗超教授認為,生態文明的價值觀是一種“社會-經濟-自然”的整體價值觀和生態經濟價值觀,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要服從于“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的整體利益。生態文明的物質基礎和實現手段是信息文明,其中信息產業可以為中國大量人口提供低能耗的就業機會,信息技術可以使各種資源在生態建設過程中的優化配置、經濟運行和綜合管理成為可能。劉宗超教授首次提出了全球生態文明觀和全球資源共享的理念。

  21世紀以來,隨著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觀成為中國的國策,中國諸多學者對生態文明進行了專題研究。2001年,廖福霖教授出版了《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提出了生態文明是以知識經濟和生態經濟為代表的生態生產力在21世紀的表現形式,并對城市、鄉村、江河流域和森林等生態建設做出了具體論述。2003年,劉湘溶教授出版了《生態文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主要闡述了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生態文明得以實現的可持續條件。2003年,王如松教授編著出版《復合生態與循環經濟》,比較詳細地闡述了產業經濟學與循環經濟學之間的關系。2005年,呂光明和秦學編輯出版了《生態文明建設通論》,在較為豐富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之上,總結了生態工業、生態農業、生態旅游業、生態城市等發展的基本要求,并在我國既有的考核指標體系匯編中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考核體系。2007年,俞可平教授主編的“生態文明系列叢書”陸續出版,系列叢書主要闡述了生態文明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理論關系;并以廈門市為試點城市,探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態文明城市建設。2007年,鞏英洲副教授出版了《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對生態文明思想的發展做了簡要的哲學概括;傅治平教授出版的《第四文明》將生態文明納入社會主義文明。2007年,劉愛軍博士出版了《生態文明與環境立法》,萬勁波副教授和賴章盛教授編著出版了《生態文明時代的環境法治與倫理》,論述了環境法制建設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制保障。2011年,劉思華教授主編出版了“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規劃項目《生態文明與綠色低碳發展論叢》(12卷),標志著生態文明科學理論體系基本形成。2013年,賈衛列教授等出版了《生態文明建設概論》,從生態正義、生態安全和能源革命的角度立意,闡述了生態文明框架下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環境建設,綜合體現出十八大報告中“五位一體”的戰略格局。2015年,賈治邦主任出版的《論生態文明》,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系統梳理的生態文明的發展過程,重點闡述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經驗和發展路徑。

  三  生物圈與人類文明進程

  人類誕生之前,地球生物圈就存在生態危機,大型動物恐龍的滅絕就屬于人類誕生之前地球生態危機的一種直接結果。人類出現在生物圈之后,生態危機依然存在,并且存在越演越烈之勢,兩河文明、瑪雅文明、樓蘭古國等諸多文明不斷消亡,都是生態危機的必然結果。人類誕生之前,地球生態危機多屬于自然演化過程中的自然產物;人類誕生之后,生態危機開始與人類行為直接聯系在一起。人口數量的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形成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永恒矛盾。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人類在解決人口與資源之間永恒矛盾的過程中,依次實現了從采摘(狩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但是,工業文明絕不是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人類社會的未來文明取決于人類如何解決自身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第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主要矛盾產生生態危機。在工業文明之前,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基本矛盾主要體現在人口增長與食物短缺之間的矛盾之中,植物種子的發現使人類從采集文明過渡到農業文明。在工業革命之后,農業現代化首先提高了農業產量,并將大量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為工業文明提供了充足的工業勞動力。在工業文明初期,人類與自然的矛盾依然體現在人口增長與食物短缺之間的矛盾,同時,又增加了人口增長與其他自然資源相對匱乏之間的矛盾。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對人口增長與谷物增長之間的矛盾做過較為詳細的論述,馬克思在批判馬爾薩斯的過程中并沒有否認人口增長必須與谷物增長保持平衡的理論;只是馬爾薩斯將戰爭和瘟疫作為矛盾的解決方式,而馬克思則將發展以科學技術為代表的生產力作為解決矛盾的工具。回溯歷史不難發現,馬爾薩斯和馬克思關于人解決口增長與谷物增長之間矛盾的兩種基本方式在人類歷史上輪替上演。在生產力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之前,人口增長與食物短缺和資源匱乏之間的矛盾主要通過戰爭和殖民加以解決,比如中國歷史上的多次農民起義、歐洲國家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近代兩次世界大戰等。最終,歐洲在利用戰爭和殖民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永恒矛盾的同時,積極發展生產力,主動推動文明轉型,從農業文明過渡到工業文明。在生產力得到比較充分發展的工業文明當中,人口增長與食物短缺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比如,目前中國已經解決溫飽問題,正在努力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再比如,美國目前農業人口僅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卻養活著美國全部人口以及大量第三世界國家人口。

  第二,工業文明具有不可持續性。工業文明通過農業現代化解決了人口增長與食物短缺之間的基本矛盾;但是,工業文明在資本積累的催化作用下也催生了諸多新型物質消費需求,導致人類生產能力和物質消費需求超越了整個生物圈的承載能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2012年)》的數據:如果世界人口都按照美國目前的物質消費水平,人類就需要五個地球;如果按照英國目前的消費水平,人類就需要三個地球。目前,全球尚有超過十億人口沒有擺脫貧困,近三分之二的國家沒有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中國則除東部沿海地區之外,大部分區域還處在工業化、城鎮化中期乃至初期階段;貧困人口規模大,扶貧對象尚有1.22億;并且中國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資源占有量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鐵礦石、銅等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可采儲量,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 雖然中國始終強調和平崛起,不輸出革命和饑餓,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如果中國將發達國家業已“完成”的工業文明模式作為追求目標,就必然與發達國家乃至第三世界國家因為自然資源問題而發生矛盾和沖突。由此可見,中國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國家都已經無法完全復制發達國家的工業文明模式,尋找包括新能源在內的全新文明模式,必然成為中國和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乃至發達國家的不二選擇。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并沒有真正完成工業化,而是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主動停止了工業文明的進一步擴張。面對《寂靜的春天》和《增長的極限》以及遍布發達國家當中的生態運動,西方發達國家不得不進行工業文明的被動轉型,相繼提出了后工業文明、后現代性、可持續發展、生態現代化、生態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生態資本主義、生態帝國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等諸多具有后工業文明特征的理論形態。

  第三,建設生態文明勢在必行。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過30年的艱苦奮斗,基本完成了初級工業化體系建設,人口數量也從建國初期的5億人口猛增到10億人口,其中農業人口占8億;因此,當時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仍然屬于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轉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工業文明的不斷推進,中國基本上解決了人口快速增長與糧食相對短缺之間的矛盾,并使6億多人口實現了脫貧。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根據中國國情和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歷史任務,先后提出了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即從十二大開始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文明建設,十七大則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十八大又辟專章論述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路徑。物質文明建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物質基礎,精神文明建設則為物質文明建立道德倫理規范;在解決基本溫飽之后,政治文明則為社會的有效運轉提供政治保障;在基本達到小康社會之后,生態文明則為中國民族的永續發展奠定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礎。生態文明是中國在國內自然條件和國際政治條件的雙重約束之下的一種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在全球性生態危機條件下對人類未來文明形式的一種理論和實踐探索,既包括中國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所取得的一切實踐成果,也借鑒人類生態經濟研究、生態政治研究、生態文化研究和生態社會研究等一切理論研究成果。正如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第四,唯物主義生態文明觀。美國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霍華德?帕森斯在1977年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生態學》的序言中寫道:在德國動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于1869年創造‘生態學’這個術語之前,更遠在當今“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獲知生態學方法。經典馬克思主義者處于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初期,既能夠體會到人口增長對農業文明的內在壓力,也能夠感受到工業文明對自然環境的外在沖擊力,以及大自然對人類的某種報復。正如牛頓從蘋果的自由下落中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一樣,經典作家的唯物主義基礎建立在以下兩個非常簡樸的邏輯判斷之上:其一,人都要吃飯;其二,人必有一死。“人必有一死”使馬克思主義徹底擺脫歐洲宗教的唯心主義束縛,從而將人類的所有智慧和能力都集中于解決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現實矛盾。“人都要吃飯”則將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天然地聯系起來,道破了人類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本質內容,并通過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勞動中介,演繹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全部內容。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從這兩條簡樸的邏輯當中,不僅發現了人類歷史的普遍發展規律,而且總結出具有現代生態學意義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原理。

  首先,人類要與自然和諧相處。既然“人皆要吃飯”,“飯”又從何處而來?毫無疑問,來自自然。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非常強調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恩格斯曾經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則指出: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兩大和解”的思想,即“我們這個世紀面臨的大轉變,即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 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同樣也提出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理論和實踐活動都在致力于實現“兩大和解”。其次,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決定生態文明建設方向。既然人類“要”從自然界中獲取食物,那么,人類又“如何”從自然中獲取食物?自然需要勞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發現了勞動在人類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而且發展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海克爾在1869年將生態學定義為: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之間(包括生物體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其中,生產力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則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概念與生態學思想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因此,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決定了現代生態學的基本原則,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決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又反作用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任何一種文明形態的轉型首先都是人類與自然之間基本矛盾不斷推動的必然結果,任何一種文明轉型最終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基本矛盾的妥善解決。

  四  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歷次會議都始終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中國共產黨在十二大報告首次提出了“生態平衡”的概念;十三大報告指出了“人口控制、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是關系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問題”。十四大報告則開辟專章,論述“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加強環境保護”, 并“要增強全民族的環境意識,保護和合理利用土地、礦藏、森林、水等自然資源,努力改善生態環境。”十五大報告將環境保護提升為國家的基本國策,要求“堅持計劃生育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小康社會,并把生態環境作為建設小康社會的四大奮斗目標之一:“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宏偉藍圖。

  生態文明不是人類歷史的必然選擇,而是生態危機面前的理性選擇。生態文明是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繼承和發展。生態文明的物質基礎是人類人口與資源承載量和環境容量的匹配,生產力基礎是科學技術的全面生態化,生產關系基礎則是人類社會制度的全面生態化,包括經濟、政治、法律和社會生活的生態化。在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具體實踐過程中,我們既要從唯物主義生態文明觀中發現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資本因素,同時也要汲取西方發達國家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利用科學技術和市場因素相結合的豐富經驗,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優勢運用到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當中。我們只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全面、諧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要求,為人類未來文明形式的探索做出自己的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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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馬克思主義研究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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