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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我局優秀翻譯家群體紀實通訊
網絡編輯:亦文 來源: 發布時間:2014-07-07 【發表評論

  編者按:

  2014年7月7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以《架設通向世界的思想之橋——記中共中央編譯局對外翻譯群體》為題,報道了多年來為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默默奉獻的我局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群體。報道全文如下: 

  架設通向世界的思想之橋
——記中共中央編譯局對外翻譯群體 


姜椿芳 資料照片


成果照 資料照片


文獻部工作照 資料照片

  編者按 

  日前,《習近平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一書多語種版出版發行。該書由中央編譯局翻譯,用英、法、西、俄、日、阿6種語言,第一次系統地對外介紹了習近平同志關于中國夢的重要論述。 

  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一項艱巨而光榮的使命。借助這項工作,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歷程與成果、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成效與經驗,準確而清晰地展現在世界面前。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中央編譯局,就有一群人為此默默奮斗、傾力付出。和本報2011年連續報道并產生強烈反響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群體一樣,他們也是一個“不辱使命、創建功業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體”,也在書寫著“一群人、一輩子、一件事”的壯麗史詩。讓我們走近他們,記錄他們,向他們獻上一份敬意與禮贊! 

  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可缺席;中國理論走出去,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及其他重要文獻勢必先行。 

  近百年前,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并將其根植于中華大地,從此,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一幅波瀾壯闊的圖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展開。 

  世界開始尋找“紅色中國”崛起的密碼;中國也積極展現自己的理論體系,與世界溝通。 

  阻礙溝通的第一道墻,是語言。有一群人,用勤勞和智慧,把中文文獻轉換為各種文字傳遞出去。他們在中國理論與各國讀者之間架起橋梁,也擦亮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不滅燈盞。 

  很少有人感受到中央編譯局對外翻譯群體的存在。數十年青燈黃卷、字斟句酌;幾代人前仆后繼、默默奉獻。和一項永恒的事業風雨同行,他們用信念與恒心,詮釋出一種別樣的偉大。 

  “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
——“毛著室”誕生,《毛選》熱掀起 

  當新中國如日出東方躍上國際舞臺,一股“毛澤東熱”應運而生。 

  “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正像埃塞俄比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傳遞出的信息一樣,毛澤東著作影響著許多國家和個人——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德國前外長費舍爾……這一切,離不開我國長期開展的毛澤東著作對外翻譯工作。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便有部分毛澤東著作譯本傳播到海外。1950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開始翻譯毛澤東著作俄文版。主要譯員除了蘇聯哲學家尤金、蘇聯駐華使館翻譯費德林,還有中央編譯局首任局長師哲。 

  最先定稿的《實踐論》,于1950年12月在蘇聯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上發表。 

  1953年,莫斯科大學中國歷史系學生楊蘊華讀到了《實踐論》。這位始終以“寧波人”自居的中俄混血兒被深深打動。“毛澤東思想讓我激動、自豪。翻譯水平也高,就像是毛澤東面對面地用俄文和我交談。” 

  6年后,楊蘊華隨中國丈夫回國定居。不曾想到的是,一年后,她也和毛澤東思想有了交集,從此與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事業再未分開。 

  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問世,中央決定“集中力量出好《毛澤東選集》的英、俄、法、西、日等外文版”。當年5月,英、俄兩個語文組率先組建。英文組組長是著名翻譯家程鎮球、徐永瑛,俄文組組長則由被稱為“沙漠里的駱駝”的翻譯家、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姜椿芳擔任。 

  時值中蘇關系破裂,《毛選》俄文版翻譯困難重重。姜椿芳開始千方百計網羅人才。在他的努力下,李立三夫人、俄語教育家李莎,外文出版社蘇僑翻譯伊科尼科夫等權威專家都加入進來,為《毛選》俄文版貢獻力量。 

  在此期間,一批批蘇聯學成回國的優秀人才陸續加入這個團隊,林伯渠之女林利、烈士之女歐陽菲就是其中的代表。 

  工作條件十分艱苦。“沒有電腦,專家們都是手寫,還常改得很難辨認。我們就一遍遍轉抄、校對、油印。一天下來頭昏眼花,渾身油墨。”時年24歲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生姜桂華,在《毛選》第四卷英文組開始了翻譯生涯。 

  就這樣自力更生、精益求精,到1964年,翻譯組不但完成了四個語種的《毛選》第四卷翻譯,還修訂出版了《毛選》一至三卷。其間,在姜椿芳、中聯部負責人伍修權等的提議下,1962年4月,我國第一個從事中譯外工作的常設機構——毛澤東著作翻譯室誕生了,歸屬中央編譯局管理。“臨時編譯小組”的很多成員留了下來,從此有了自己的大本營。 

  “陣地交給了我們,絕對不能丟”
——態度嚴謹,工作忘我 

  從踏進對外翻譯領域的第一天起,西班牙語翻譯家徐宜林就深知這項工作的難度。 

  “從大學外語本科畢業,到成為一個合格的中譯外人才,起碼得10年。”這10年尤其需要磨煉的,是堅定的政治性、對中外語言的熟練掌握,以及對語言背后文化歷史、風土人情的了解。 

  為保證譯文質量,集體作戰是最好的選擇。“毛著室”成立不久,就對編譯流程做了嚴格規定:初譯、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國專家通讀、改稿、統一、集體討論、解決疑難……十幾道工序環環相扣,毫不茍簡,有時一份稿件要修改十幾次之多,必要時還請來有關方面的專家,對寫作背景、具體名詞進行答疑。 

  “有一次討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俄文稿,爭論了兩天也沒有統一意見。例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怎么譯?姜局長帶著我們十幾個人,去中聯部王稼祥家中找他討論,一直到深夜,才改定全文。”曾參與《毛選》四卷編譯的楊秀琴回憶。“針鋒相對”“土圍子”“摘桃子”等譯法,也是在多次討論后確定下來的。 

  “這種精雕細刻、反復推敲的嚴謹作風,是《毛選》翻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也貫穿了之后每一項翻譯工作。”作為《毛選》翻譯親歷者,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尹承東感慨道。 

  令日語翻譯家陳弘自豪的,是中日翻譯界的一次競爭。“1982年,日本開始翻譯《鄧小平文選》,我們得知后,爭分奪秒和他們競爭。兩邊譯本出來后,日本NHK廣播鄧小平語錄時,選了我們的譯本,因為我們的更權威、更準確。” 

  高質量的成果背后,是一個個全心奉獻的動人故事—— 

  掌握法、俄、英、日、西數門外語的陳用儀,每次遇到難題,都能給出意見,被外國專家稱為“sabio”(智者)。由于夫人身體不好,他每天除了繁重的翻譯工作,還要承擔大量家務。在排隊買菜的間隙,他仍捧著字典,反復記誦。 

  蔡同廓長期患有高血壓、心臟病,但始終帶病堅持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退休后還主動回來繼續翻譯。 

  “有時遇緊急任務集體住招待所,幾乎每晚都工作到12點之后。夜餐只有一碗面條,偶爾加個雞蛋,大家就喜出望外了。”尹承東回憶。“為什么這么投入?這是黨和國家的事業。陣地交給了我們,絕對不能丟。” 

  “讓報告駕著電波,傳向世界”
——會議場上的翻譯尖兵 

  1979年末,中央做出指示:不僅毛澤東著作,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都要譯成外文。于是,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這些領袖人物的著作陸續被翻譯、推介。 

  1982年,毛澤東著作翻譯室改名為中央文獻翻譯室(1994年改稱中央文獻翻譯部)。在此前后,另一副重擔落在了翻譯家們肩上——將歷屆黨代會、全國兩會文獻等及時譯為多種外文,向海外介紹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最新成就。 

  與著作翻譯相比,這項任務時間更緊、強度更大,政治性和高要求卻絲毫不減。 

  “比如兩會,我們要在會前20天左右開始集中翻譯各種相關文獻,春節基本上沒休息過,都是加班加點、沒日沒夜地干。”文獻部原主任邊彥耀回憶。 

  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召開。10月15日,由79人組成的7個譯文組便開始集中作戰。其中,文獻部成員占了三分之二。首先翻譯大會報告。這是整個任務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修改次數最多的一項。整整一個月精耕細作、反復推敲,終于完成。緊接著,黨章和黨章修正案說明、閉幕詞及三個決議、總書記記者會講話、中央新的領導機構成員簡歷……大會勝利閉幕,翻譯組的工作才算圓滿結束。 

  每次的中央文獻中都會包含大量新內容、新詞匯。如何把這些“前無古人”的中國特色表述精準譯出?“小康社會”“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打鐵還要自身硬”……看似簡單的表述,都要多查多問,反復推敲,力求找到最佳方案。 

  在法文處翻譯家施康強看來,正是這種“既堅持原則性保證準確,又兼顧靈活性大膽創新”的作風,才使文獻翻譯的“急就章”同樣經受住了大會代表、眾多記者、各國讀者的檢驗,“因為精準暢達而備受好評”。 

  黨和國家不會忘記他們的辛勞。“他們是我國優秀的翻譯工作者,是我們黨的寶貝。他們是新時代的老黃牛,向他們致敬,給他們請功!”中央的高度肯定,是他們繼續前行的不竭動力。 

   “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樣了解中國,熱愛中國”
——翻譯隊伍里的外國友人們 

  20世紀70年代,東京街頭。一位衣著簡樸的日本男子正在叫賣《人民中國》《北京周報》,并向圍觀者介紹新中國。這位將中國視為靈魂故里的中年人,叫作川越敏孝。 

  二戰期間川越曾因強制征兵來華參戰,戰后,深感懺悔的他留在中國,從事毛澤東著作翻譯工作。正當他對這個友善而正直的民族感情漸深時,卻因“文革”被迫回國。1975年,川越接到北京發來的邀請,毫不猶豫地重返中國,成為編譯局的第一位日本專家。此后,他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翻譯事業,直到2004年以83歲高齡離世。 

  “川越改過的譯稿經常‘滿篇紅’,我們受益匪淺。”憶及當年,陳弘感慨萬千。“外國專家把關很嚴,他們的貢獻不容忽視。” 

  早在20世紀五六十時代,愛德樂、柯弗蘭、夏庇若、愛潑斯坦、李敦白等外國專家便參加了中國的文獻翻譯工作。當年在愛德樂指導下翻譯《毛選》四卷的情景,姜桂華至今難忘。“愛德樂很民主。當大家不贊成他的意見時,他就去查字典,發現錯了,就坦率承認,還總幽默地說‘字典不支持我’。” 

  如今,在中央文獻翻譯部工作的外國專家更多了。比如,來自美國的康靈童、日本的吉田陽介和英國的朱義豪,他們不僅認同中國文化,還都迎娶了中國妻子。 

  在編譯局工作十余載的康靈童認為,現在中國領導人的視野更加開闊,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清晰,他們的政治理念也更容易為外國人所接受。“習近平的演講,有一種語言的魅力。他提出的‘中國夢’令人感動。” 

  吉田剛到編譯局兩年,就已結交了不少朋友。“現在中央文獻翻譯工作越來越難了。比如,政府工作報告的專業性越來越強,也囊括了更多的傳統文化。我正在努力學習,提高翻譯水平,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樣了解中國,熱愛中國。” 

  “80后”朱義豪在文獻部下設的《求是》外文翻譯處工作。“局里人人都是工作狂,我也是。”他每晚都帶著工作回家,從讀者角度反復朗讀譯稿,看是否還有可改之處。“這個工作很有挑戰性,不少文章都有大段長句的表述,需要先解構再重構,既要忠實原文,又要傳神。”朱義豪說。 

  “物質上的滿足,抵不上把中國說給世界聽的榮耀”
——代代堅守,薪火相傳 

  1987年7月,卿學民從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時,正值改革開放高潮時期,外語人才供不應求。不少同學去了公司、旅行社等高收入單位,而他則懷揣當一名翻譯家的夢想,來到了中央編譯局。 

  “雖然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工作比想象中更寂寞清苦,我們翻譯的東西都不署名,很難找到成就感。”卿學民也曾有過放棄的念頭,但老專家們無私奉獻的精神很快感染了他。自此,“冷板凳”一坐就是27年,從一名新手成長為文獻部副主任。 

  1995年,初到中央編譯局的李鐵軍正趕上一項艱巨任務——趕譯我國即將與俄羅斯合作出版的30萬字的《江澤民文稿》。“初出茅廬,我就被帶上前線。我的譯稿經常被老專家改得慘不忍睹,但現在想想,那是最好的鍛煉。” 

  那段時光令李鐵軍終生難忘。工作之余,大家用俄語交談;散步時,老專家特意講俄語笑話來培養年輕人的語感。“甚至連做夢都在翻譯。”李鐵軍說。 

  年輕人正懷著信仰成長起來。他們團結奮戰的精神,一如當年。 

  2013年,中央編譯局在原有5個語言翻譯處的基礎上,增設阿拉伯語和德語翻譯處。 

  2013年12月初,中央編譯局接到任務——將3萬字的《習近平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譯成6種語言。文獻部全體同志加班加點,經過一個多月奮戰,終于不辱使命。年輕的翻譯家們發揮了中堅作用。 

  “為了使外國讀者準確理解‘中國夢’,在經有關部門認可后,我們還在題目、內容等方面采用了適合西方閱讀習慣的譯法。”英文處副處長王麗麗說。《摘編》多語種版面向世界發行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機構和人員多次來信來電索書。中國形象和中國夢想,借由準確的譯文,愈發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同樣,他們的其他譯作也已成為各國政府及研究者的首選讀本,常有國外學者表達肯定——“你們的譯文讓人放心”。而他們并不因滿足而停歇,繼續為多語種譯介黨和國家新的重要文獻努力工作。 

  “中央文獻對外翻譯是中央編譯局的基本職責之一。在當前新的形勢下,這方面工作面臨著新的任務和要求,我們將不斷拓展工作范圍,加大工作力度,積極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對外傳播,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中央編譯局局長賈高建表示。 

  燃燒自己、奉獻國家,是這支“殿堂級的翻譯隊伍”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文獻部西語處青年翻譯胡玥寧感受深切:“在大家心里,物質上的滿足抵不上一次翻譯工作的突破,抵不上把中國說給世界聽的榮耀。” 

  是榮耀,更是使命。今天,隨著新一輪“中國熱”的掀起,對外翻譯團隊更感肩上職責之重。他們的心跳,永遠和祖國律動的脈搏節拍相合;他們的精神,已經隨中國智慧的傳揚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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