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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艱難歲月
網絡編輯: 發布時間:2011-07-08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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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北伐戰爭中立下了豐功偉績,卻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鎮壓和“圍剿”。但是,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嚇倒,他們拿起槍,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同樣在這種白色恐怖下,還有一群共產黨人和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以大無畏的革命勇氣,以筆為槍,傳播真理,使馬克思主義在艱難環境中頑強地發展。

  第三集 艱難歲月

  位于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有大量民國時期的檔案材料。

  【現場同期】馬振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

  1927年國民黨政權成立以后,對于馬克思主義和進步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和鎮壓,這是一份當年國民黨當局查禁進步書刊的文件,據不完全的統計,1931年被國民黨當局查禁的進步書刊就多達228種之多,國民黨當局還專門成立了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對進步書刊的出版發行進行嚴格的限制和阻止。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時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難。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著中華大地。國民黨反動派在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瘋狂的軍事圍剿的同時,在國統區內進行殘酷的文化圍剿,企圖扼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

     面對殘酷的環境,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對真理的追求就像生命渴望陽光,就像小草渴望雨露。他們冒著被關押、被殺頭的危險,利用各種手段,或公開,或秘密,盡一切可能翻譯和出版馬列著作和黨的文獻。

  為了防止反動當局的查禁,出版者對這些圖書進行了巧妙的包裝。他們改頭換面、改換書名、改換出版者和出版單位,以掩護書中的內容,這就是偽裝書。在今天的中央編譯局圖書館里,我們可以見到一批這樣的偽裝書

  【現場同期】郗衛東(中共中央編譯局圖書館館長)

  這一本書,封面是《世界全史》,翻開后實際上是《列寧選集》的第12卷;還有這一本,它的書名是《秉燭后談》,看目錄也沒有發現什么問題,只有看書中的內容才發現,它其實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匯編。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大批偽裝書的出現是一種不同尋常、發人深思的現象,它顯示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進步思想鎮壓的殘酷,更映襯出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非凡勇氣和超人智慧。    

  在這些偽裝書的出版者中,有一個名字我們不能忘記,它就是華興書局。1927·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黨的出版機構上海書店被迫轉入地下,1929年被國民黨當局查封。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華興書局成立了。

  面對險惡的環境,華興書局克服重重困難,出版了大量馬列經典著作和介紹蘇聯革命的書籍,通過私營書店、書攤等途徑發行,使成千上萬的讀者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今天,中央編譯局圖書館依然保存著一份1930年出版的《上海華興書局圖書目錄》。從這份目錄上看,華興書局出版過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其中包括華崗翻譯的《19051907年俄國革命史》、《國家與革命》,以及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華崗,中國共產黨著名的翻譯家和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長期擔任黨、團宣傳部門的領導工作,解放后曾擔任山東大學校長。華崗深知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因此,他把畢生精力用于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著述頗豐。    

  與之前的譯本相比較,華崗譯本質量有了提高,用語更加準確,文字更加流暢。華崗譯本《共產黨宣言》的出版采用了各種偽裝的形式,有的是刪去了共產黨三個字,只用宣言兩個字作為書名,有的則以《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這個書名來出版。

  【采訪】華景杭(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華崗之女)

  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出版的第一個中文的全譯本。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由共產黨人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它第一次從英文譯本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這個英文譯本又是經過恩格斯親自校閱的。它是首次采用了英漢對照的形式來出版,便于讀者對照閱讀。華崗譯本在它的結尾句,第一次采用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個響亮的口號。

  由于華興書局影響廣泛,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19312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將華興書局定性為共黨宣傳機關,讓上海軍警設法查封該書局,以遏反動。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派人到康腦脫路一帶查訪,未見華興書局,就詢問763號的吉泰茶葉店。店老板說,原來書局是開在隔壁,后因虧本,已經停業。不死心的探警在周圍四處搜查,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他們哪里知道,中共地下黨人早在他們行動之前,便已將書局搬到別處。后來,華興書局更名為啟陽書店春陽書店,繼續秘密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書籍。

  敵人的文網禁錮再嚴密,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也有辦法突破。許多書籍今天被查禁,明天就換個名稱繼續出版;在這家書店被查禁的書,又在另一家書店改頭換面地到了讀者手中。

  那時,除了華興書局這些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出版機構,啟智書局、明日書店等進步出版發行機構也積極出版包括馬列主義著作在內的進步書刊,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中,就有我們熟知的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說到三聯書店,也許很多人不會想到,它其實由三家革命的出版社合并組成。而這三家出版社,以及它們合并的歷史,恰恰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的一角。三聯書店因此被譽為革命文化的堡壘

   

  活書店于19327月在上海成立,創辦者是鄒韜奮。鄒韜奮,原名鄒恩潤,中國卓越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出版家,被譽為“人民的喉舌

  ·一八事變后,鄒韜奮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他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團結抗敵御侮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生活書店成立后,他任總經理,團結了一大批進步作者,在全國各地建立了56家分支機構,先后出版發行數十種進步刊物和包括馬克思主義譯著在內的千余種圖書。1936年,因遭國民黨當局迫害,鄒韜奮不得不出走香港。臨行前,他把重擔交給了在生活書店做《世界知識》雜志主編的張仲實,讓他擔任總編輯。

    張仲實,我黨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家、出版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與張聞天、楊尚昆、伍修權等人一起在蘇聯留學。

  【采訪】張復(全國政協退休干部、張仲實之子)

  父親回國以后,就去上海從事進步文化活動。父親曾對我們幾個孩子說過,他是個“雜家”,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辛苦,除了許多翻譯工作外,作為編輯出版家,他主持生活書店期間,以《世界名著譯叢》的名義,出版了許多馬列經典著作。同時還出版了大量進步書籍,深受廣大青年讀者的歡迎,僅《青年自學叢書》在三十年代就發行100多萬冊。作為時事評論家,他主編《世界知識》、《國民公論》等雜志,參與編輯其它報刊十多種,他在這些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時事評論文章。

  在主持生活書店工作后,張仲實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革命思想,有計劃地出版了許多進步書刊,其中包括以世界名著譯叢名義出版的馬列經典著作。

  【采訪】張積玉(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當時他自己也講到過,他每天給自己規定兩個小時的時間,工作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進行經典著作的翻譯。

  19405月,張仲實輾轉來到延安,進入了馬列學院擔任編譯部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張仲實調入中央編譯局任副局長。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與傳播事業。

  19358月在上海創辦的新知書店,從一開始就由地下黨領導,經理徐雪寒是中共地下黨員。1940年,新知書店內遷武漢后,以中國出版社名義出版了大量馬列著作。這些書稿由延安負責編輯,編好后秘密交給徐雪寒在武漢出版。所以,武漢中國出版社幾乎能夠與延安解放社同時出版同一本馬列著作。

  讀書生活出版社于1936底在上海成立由李公樸、柳湜、艾思奇、黃洛峰等人創辦,它最早出版的《哲學講話》,即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19481026為了集中力量加強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采訪】樊希安(三聯書店總經理)

  對此黨中央毛澤東同志,都給三聯書店以前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認為三聯書店過去在國統區以及香港,都負起了革命出版負責制的責任,積極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這里邊一些工作人員,特別是鄒韜奮先生等,都做了很多寶貴的工作。這些指示既是對我們的肯定,也是給我們指明了今后前進的方向,從那以后,三聯書店一直是繼續把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主要的任務。

  這里是上海多倫路2012號,左聯會址紀念館就坐落在這里。80年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魯迅為旗手,創立了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聯團結了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左翼文化大軍。

  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介紹和宣傳。1930年,魯迅翻譯出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1932年,瞿秋白將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論述文藝的信件,整理編譯成《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此外,李達、許德珩、杜國庠、李一氓、吳亮平、王學文、何思敬、柯柏年、陳望道、馮雪峰等人都為無產階級文藝和社會科學理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個座落于青山秀水之間的小山村叫神壇村,隸屬于浙江義烏赤岸鎮。就在這天藍云柔、月白風清的地方,孕育了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馮雪峰。

  馮雪峰1927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12月,通過柔石介紹,他在上海與魯迅相識,共同編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29年,馮雪峰參加了左聯的籌備工作,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1930年,馮雪峰開始摘譯馬克思著作中有關文藝和文學的論述,并陸續發表在《萌芽月刊》上。

  【采訪】張靜如(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在當時反革命文化“圍剿”的這個時期里,國民黨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條例,查禁一些進步的書店,查禁了一些進步的刊物和書籍。他們還嚴審這種稿件,秘密地殺害了我們的一些進步的、革命的作家和翻譯家,但是我們的共產黨人和進步的文化人士,他們并沒有被嚇倒,在殘酷的迫害之下,經過火與血的淬煉更加成熟起來。

  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有113種之多。所有這一切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讓我們找出一部在白色恐怖籠罩、反動勢力猖獗的黑暗年代,最能夠體現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而不畏艱難、義無反顧、前仆后繼的著作,那非《資本論》莫屬。

  《資本論》是馬克思集畢生心血寫成的不朽巨著,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為了撰寫這部著作,馬克思閱讀了當時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以及大量的哲學、政治、法學、歷史學文獻,像對待一件藝術品那樣精雕細刻,反復修訂,數易其稿,僅第一卷從醞釀到出版就耗時二十余年。

  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等就曾撰文介紹過《資本論》的基本觀點。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讀者都沒能看到這部宏篇巨著的全貌。全文翻譯《資本論》成為許多革命者和進步知識分子的夙愿,這其中就包括郭沫若。

  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郭沫若就抱定了全文翻譯《資本論》的決心。1924年回國后不久,他在上海制訂了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五年計劃有人勸他放棄這個想法,理由是這項翻譯工程規模浩大,艱巨復雜,耗時費力。

  【采訪】郭平英(郭沫若紀念館館長、郭沫若之女)

  大家都知道當時日本已經有了一個譯本,是一個叫高素之翻譯的,他《資本論》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等到把這部書翻譯完了,這位高先生也就病的不輕了,然后沒有多久就過世了,郭沫若聽到這個話以后說,如果說為了翻譯《資本論》而死的話,那也是死的光榮的。所以他當時確實抱定了一定要把這件事做成的信念。

  由于當時的出版社不愿承擔出版《資本論》的風險,郭沫若未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是,這并沒有改變他翻譯馬列著作的熱情和決心。在險象環生、顛沛流離的生活中,郭沫若在20世紀30年代陸續翻譯完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以及《神圣家族》的部分章節對傳播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人是陳啟修。

  陳啟修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受李大釗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書籍。1919年,陳啟修受聘于北京大學,主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后擔任北大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學習《資本論》的指導教師。1925年春,陳啟修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陳豹隱,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經濟學,開始根據德文版并參照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日文譯本翻譯《資本論》。     

  19303月,陳啟修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由上海昆侖書店出版,成為我國最早的中文譯本。陳啟修原計劃分十冊出版,但在當時艱難的條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冊。

  早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曾留學蘇聯的潘冬舟見《資本論》出了第一分冊沒了下文,便決定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翻譯。精通六國語言的潘冬舟翻譯速度很快,先后譯出《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為兩冊,于1932年和1933年由北平東亞書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出賣,潘冬舟被捕,1935年犧牲。《資本論》的翻譯再次中斷。

  這里是位于北京東城區南河沿大街111號的歐美同學會,《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誕生在這里。它的譯者是侯外廬和王思華。

  1924年,侯外廬結識了李大釗,經常得到他的關懷和教誨。李大釗多次同這個年輕人談起《資本論》,為中國尚無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而感到遺憾,這個遺憾也深深地觸動了侯外廬。

  1927年春,正在哈爾濱等待法國簽證的侯外廬得知李大釗遇害的噩耗,悲憤之余立誓要譯出《資本論》,以祭英靈。到達巴黎后,侯外廬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學習德文和翻譯《資本論》上。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除了上圖書館,幾乎足不出戶。身處巴黎這座文化薈萃之都長達三年,他竟然從未去過盧浮宮、凡爾賽等名勝,就連埃菲爾鐵塔也只是遠望,無暇登臨。就這樣,他邊學邊譯,過程十分艱辛,終于在1930年回國前譯完了第一卷的二十章。

  回到祖國后,侯外廬結識了當時執教于中法大學的王思華。王思華和侯外廬一樣,也有一段受李大釗思想啟蒙的經歷。由于有著共同的信仰和對《資本論》的研究基礎,兩人很快結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相約合作,決定從頭翻譯《資本論》。

  那個時候,王思華還是單身漢,就住在歐美同學會。1932年的整個夏天,侯外廬每天一早起來,就到王思華的宿舍去上班。他們的工作效率很高,進展速度也相當快。

  19329月,他們就翻譯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上冊, 19366月,他們以世界名著譯叢的名義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上、中、下冊的合譯本。

  【采訪】侯且岸(北京行政學院教授、侯外廬之孫)

  那么也正像他(候外廬)所說的,《資本論》的翻譯奠定了理論基礎。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問題和中國的現實問題,給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幫助。

  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的另一個譯本,譯校者是吳半農和千家駒。本來,商務印書館計劃將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壓制,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在美麗的杭州西子湖畔,有一個被當地人稱之為大佛寺的遺跡。《資本論》翻譯史上的著名的大佛寺計劃,就是在這里誕生的。

  郭大力,江西南康人,1927年,受到了革命思想影響的郭大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后,留在一所中學教書。半年后,因為他有向學生進行“赤化宣傳”的嫌疑被解聘。

  【采訪】郭寶(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郭大力之女)

  大革命失敗以后,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大量得革命年和共產黨人被殺害。所以他對反動派痛惡至極,他就下決心,要為革命事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當時他認為,中國需要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武裝。可是呢,當時中國雖然有不少《資本論》得各種譯本,可是沒有一部把《資本論》第一卷翻完,只是有少部分,所以他就下決心,要全部把《資本論》的一至三卷,包括《資本論》的第四卷,把它全部翻譯成中文。

  19281月,郭大力離開上海來到杭州,選擇了既僻靜、房租又便宜的大佛寺住下來,開始翻譯《資本論》。這時,一個叫王亞南的年輕人也來到這里。王亞南大學畢業后曾投身北伐,大革命失敗后,離開北伐軍,重新尋求革命真理。在杭州大佛寺,王亞南結識了郭大力,兩位萍水相逢的青年一見如故,志趣契合,成為知己,準備共同翻譯《資本論》。    

  不久,郭大力和王亞南先后離開了大佛寺,但他們的計劃仍在一步步實施。1936年,受讀書生活出版社的委托,他們重新開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為了使譯文更加縝密,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力求使譯文更合原意。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兩人幾經輾轉,分頭按計劃翻譯《資本論》。他們遭受過反動勢力的壓迫,忍受過貧困和疾病的折磨,承受過整卷譯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毀的災禍,但是,他們沒有動搖,沒有彷徨,而是以百折不撓、鍥而不舍的頑強精神,最終于1938年完成了《資本論》全部三卷的翻譯工作,交付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

  1938年,日軍包圍上海,上海淪為孤島,條件十分艱苦。讀書生活出版社的負責人鄭易里只能郭大力安排了一個簡陋、昏暗的小屋。就在這個只有一張行軍床、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的斗室里,郭大力夜以繼日地校訂他和王亞南花費多年多年的心血翻譯出來的譯稿。郭大力和出版社的十幾個人齊心協力,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出齊了《資本論》全部三卷中文本。193889月,這部巨著終于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采訪】王洛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常務副院長、王亞南之子)

  他們兩位在翻譯《資本論》的時候,都不是共產黨員,也很少參加革命實踐活動,但是在翻譯《資本論》的過程中間,他們的世界觀也受到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在翻譯過程中間以及印完了這《資本論》以后,他們和地下黨的接觸就越來越多了,比方說1938年,王亞南先生在武漢去拜訪八路軍辦事處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志對他說,你們翻譯這個書很好,我們都沒有時間搞這些工作,你們翻譯也可以說和我們是一種分工。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央編譯局對《資本論》進行了多次修訂和重新譯校。19601974年,中央編譯局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重新譯校《資本論》三卷,后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5卷;20世紀90年代,中央編譯局再次對第一版譯文進行修訂,于2003年推出《資本論》最新譯本,后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46卷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7卷當中。

  1930年陳啟修最初譯本的問世,到2003年最新譯本的出版,《資本論》這部科學巨著在中國的翻譯和出版歷經70多年的漫長歲月。這個宏偉工程以其深遠的意義、巨大的魅力和無與倫比的挑戰性吸引了中國一大批最優秀的學者為之嘔心瀝血、貢獻智慧。正是他們以堅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回的毅力、淵博深厚的學識和一絲不茍的精神,把馬克思的這一經典著作翻譯、傳送到中國人民手中,譜寫了一曲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史的動人篇章!

  當人們回首這段艱難歲月時,不禁會思考,這些柔弱的知識分子為何可以義無反顧地信仰、堅守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呢?除了要拯救中國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崇高理想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磁場”和強大力量是任何人都難以抗拒的。正是這種思想的力量支撐著一支弱小的隊伍從密林深溝走進了黃土高原,走進了延河之濱。從此,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一片黃土高原上,在一條蜿蜒大河旁,發出耀眼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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