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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進程及歷史經驗
作者:嚴小龍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26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60年歷史發展和未來發展進程,可以概括為“兩時期、三階段”。“兩時期”指農村改革前后兩個時期,“三階段”指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六大召開、實現全面小康為標志而區分的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大約20年。它作為重要的社會主義實踐形式創造的歷史經驗非常豐富,但也有教訓。基于此,未來我國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是:積極探索農村集體化的有效組織形式;全面協調持續地推進農村的“四個文明”建設;大力加強農村黨的建設。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進程;歷史經驗

  在當今時代,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實踐形式,也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深刻認識它的歷史由來和發展進程,認真總結它的功過得失和歷史經驗,是加快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現實需要,關系到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推進方向和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遠景,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進程

  新中國成立后,到1956年,我們黨成功地領導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及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從此,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過一個過渡時期進入到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71026日黨中央發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簡稱“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這應該是我國第一次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個概念。后來在制定國民經濟“二五”、“三五”計劃時也提出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問題。改革開放以后,至少在198219831984的三個中央1號文件,1987年中央5號文件和1991年中央1號文件都有過基本相同的提法。

  基于上述以及其他一些相關歷史事實,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個概念至少有三層含義:第一,它是指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新農村建設,而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那種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鄉村建設,也不是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新農村建設。第二,它是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新農村建設,而不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土地改革和過渡時期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三,它主要是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農村建設,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農村建設,特別是指黨的十六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以統籌城鄉發展為基本思路,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面、整體、協調推進的新農村建設。

  所以,從廣義上講,我們黨領導新農村建設的發展歷程,可以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三個部分。而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則應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算起。嚴格地說,是從1957年發布“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算起。從此時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這60多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發展和未來發展進程,可以用“兩時期、三階段”來概括。“兩時期”,是指改革開放前的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期和改革開放后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期;“三階段”是指以下列出的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大約20年,每一階段都有自己特定的內容。

  第一階段: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這20多年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從一個振奮人心的偉大號召,成為全黨全國人民決心改變農村一窮二白落后面貌的生動寫照,成為我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寶貴經歷。然而,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這個歷程卻是艱難而曲折的。這突出表現在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驟然建立和長期存續給我們帶來的深刻教訓。人民公社作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五位一體”的基層單位,是這一時期我國新農村建設重要的組織機構和實施載體。但是,這種組織形式所形成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與當時農村的生產力水平、農業生產的特點以及農民濃厚的小農經濟意識等因素存在根本的沖突和不適應,所以,自其在“大躍進”運動中誕生后的一段時間里,就處于反復調整的狀態中。期間,各地對農業生產的家庭承包責任制進行了相當規模的大膽探索,卻遭到了不應有的壓制和批判。對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不同意見和爭論,也激化、上升到了兩條政治路線的斗爭。伴隨著一系列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的展開,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新農村建設步入了一個以農業生產徘徊不前為代價的穩定期。然而,人民公社也并非全團漆黑、一無是處。至少應當看到,雖然這一時期農民的私人消費沒有什么增長,但農村的公共生活卻有了很大改善。我們應當正視這個基本事實。

  第二階段:從農村改革到黨的十六大召開。在這20余年的時間里,由于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機遇,我國新農村建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人民公社被廢除,家庭承包責任制賦予了農民“生產自主權”。它作為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在全國迅速推廣開來,并一舉結束了糧食供應長期短缺的局面,農民收入有了明顯增加,農業實現了第一次飛躍。以此為契機,我國農村發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變革:一是取消了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從不斷縮小農產品統派購范圍直至全面開放農產品市場,賦予了農民“經營自主權”。二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不僅成為支持農業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有生力量,而且還成為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途徑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是小城鎮建設蓬勃發展,與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交相輝映,呈現出比翼雙飛的發展局面。但是,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的良好發展勢頭,主要出現在本階段的前十年。四是“民工潮”。這是在本階段中后期出現的令人矚目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與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此時的不景氣有著內在聯系。與此相適應,打工收入逐漸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這說明,在成就取得的同時,也積累了諸多問題:一是以家庭承包為核心的農村制度建設持續創新乏力,小農業與大市場的矛盾始終制約著農業的二次飛躍。二是在農民持續增收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農民負擔卻日益沉重。三是各種資源加速在城市聚集,農村呈現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農”問題由此突顯出來,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疑難問題。

  第三階段:從黨的十六大以來到2020年,大致也就是21世紀的頭20年。從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路,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思想,并將其置于“五個統籌”之首,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明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再到黨的十七大作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一系列會議的主題和精神大都是圍繞如何統籌城鄉發展、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展開。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就作出這么多針對三農問題的戰略決策和戰略舉措,這在新中國新農村建設史上還是第一次,足見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正如他所指出的,“全黨同志都要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意義。”[1]期間,國務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以及減少農民負擔、促進農民增收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如取消農業稅、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擴大公共財政的覆蓋范圍、加大對“三農”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事業等等,地方各級政府也相繼出臺了多種多樣的支農惠農措施,積極采取各種辦法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通過一系列緊鑼密鼓的重拳出擊,我國“三農”發展的被動局面迅速得到了扭轉,多年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霾被一掃而光,廣大農民和基層黨員干部心情舒暢。由此,我國新農村建設穩步扎實推進,開始真正步入到一個規范、快速的發展時期。展望未來,我國新農村建設任重道遠但前途光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所以,這一階段的后十年,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十年,它的成效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我們有理由相信,有黨中央堅強、睿智的領導,這個宏偉目標一定能夠達到。

二、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經驗

  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已走過的50多年歷史進程是偉大而又坎坷不平的,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生動展現。它作為重要的社會主義實踐形式創造的歷史經驗非常豐富,很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和總結。下面筆者想就幾個主要方面談幾點看法:

  第一,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一般原理而無特色,就會淪為教條主義,而只有特色丟掉一般原理,又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其科學體系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和規律的理論概括,是通過邏輯的形式再現客觀事物及其內在的邏輯聯系。[2]它既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又具有中國特色,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地位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是由我國新農村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決定的,是理所當然、不容置疑、不容爭辯的。“實事求是”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其科學體系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也是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理應貫穿于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一切方面,滲透于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切工作之中,是指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最高層次的理論和最核心的思想。

  第二,堅持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就有一種錯誤認識,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主要標志不是大力發展生產力,而是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因而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一味拔高生產關系。從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文革”期間“四人幫”搞“窮過渡”,在農村中大搞并隊并社活動,企圖把基本核算單位由小隊過渡到大隊再過渡到公社,以及批判“唯生產力論”,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嚴重破壞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其實,強調發展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3]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后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4]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力,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5]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基于以往的經驗教訓,反復強調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結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6]而且,他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并列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講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話”。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7]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我們黨領導的包括新農村建設在內的社會主義事業歷史經驗的深刻概括和總結。

  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在農村就是堅持集體所有制為主體。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實行生產資料的單一的全社會占有。列寧從俄國經濟落后的現實出發,認為無產階級在掌握了政權和基本生產資料的前提下,合作社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斯大林在蘇聯建立了全民和集體兩種公有制模式。我國是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見,社會主義的實踐并沒有完全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社會主義原則,而且教條式地實行這些原則的社會主義者,都相繼在實踐中碰了壁。比如,我們過去只允許兩種公有制經濟存在,把個體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總想割掉它,反而阻礙了生產力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基本原則錯了,并不是說社會主義可以不實行公有制,而是沒有把這些原則具體運用到不同時期的實踐,找到社會主義實現的最好形式。[8]我們的社會主義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決定了現在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還只能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具體到農村,就是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它雖不理想但適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應看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不同社會形態的公有制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濟內容,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公有。因此筆者認為,它在體現生產資料社會占有的同時,還應體現生產資料的人民占有。社會性和人民性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兩個互為補充、缺一不可的基本屬性。我國農村改革的實踐和蘇東巨變的教訓都表明,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是實現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占有生產資料就夠了,還應把全民所有、集體所有的財產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否則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充分調動起來,社會主義優越性就不能很好得以體現,社會主義事業就可能遇到挫折。

  第四,堅持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用生動通俗的語言,指明了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就是共同富裕。顯然,只有生產力高度發展同時又避免了兩級分化,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要避免兩級分化,就必須堅持公有制,在現階段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在農村就是堅持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否棄了公有制,共同富裕就成了一句空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當然,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一個漸進的過程。它既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時富裕、同步富裕。過去我們囿于平均主義,誤把平等理解為平均,結果造成普遍平窮而不是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的理想,與社會主義者的初衷是不符合的。鄧小平同志指明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對歷史教訓的總結,也是對社會主義前途的展望,而且,他闡明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含義,確立了共同富裕的戰略步驟和實現途徑,指出了避免兩極分化的根本保障和基本方法。他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9]“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10]“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11]但是,“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12]所以,“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13]“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14]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民和全國人民一樣,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城鄉差別也在不斷加大。黨的十六大、特別是十七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我們黨作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出臺了一系列扶持“三農”發展的重要政策和有力措施,我國城鄉逐步實現共同發展的現實圖景,從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為鄧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做出了很好的詮釋。

  第五,堅持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開展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我們黨的一貫做法。在改革開放前,我們農村工作的理論和政策,也是著眼于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問題出在沒有把長遠奮斗目標同當前要實現的任務有機結合起來,沒有把農民的長遠利益同他們的眼前利益有機統一起來。改革開放后,我們黨總結了經驗教訓,一再強調這個問題并多次提了出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在經濟上充分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重申:“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保障農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權益,提高農民綜合素質,促進農民全面發展,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緊緊依靠億萬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表明,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真誠幫助農民、統籌兼顧農民、緊緊依靠農民,是我們黨開展農村一切工作的立足點,同時也是深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理論和政策研究的關節點和生長點。

  第六,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兼顧的思想,源于革命時期我們黨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而采取的靈活政策。建國初期,毛主席以蘇聯為鑒,進一步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性的思想。例如,統籌兼顧“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 [15]“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16]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城市要支援農村,工業要支援農業;要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系,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等。統籌城鄉發展,是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幾十年處理工農、城鄉關系的實踐經驗而提出的一個全新思路,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以往統籌兼顧思想的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運用,是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長期堅持的重大戰略方針。它的基本含義,就是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工與農、城與鄉之間要實現協調發展、共同進步。它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大內容,涵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四個方面。它必須切實體現四個要求,即要求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局面;要求統籌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設,實現城鄉地位平等、城鄉資源互動、城鄉優勢互補,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方向不斷邁進;要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鞏固和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重點放在農村,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可見,統籌城鄉發展,是我們在新的發展時期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根本方法和有效途徑。

  第七,堅持黨管農村工作。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鍵在黨。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實效的政治保證。這個政治保證的取得,必然建立在貫徹落實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以及發揚黨的優良作風的基礎之上。而要夯實這個基礎,則需要著重強調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二是著眼于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堅持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三是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完善黨管農村工作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四是保持黨同農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總之,只有通過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來匯聚各方面力量,才能形成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強大合力。

  除上述之外,還有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尊重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農業的基礎地位;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堅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完善農村制度建設,等等。

三、幾點建議

  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前景,胡錦濤同志指出:“從本世紀頭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從更長遠的時間看,即使將來基本實現現代化了,‘三農’問題依然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我們一定要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堅持不懈地做好‘三農’工作”。[17]他的這個講話,是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發展遠景的深刻分析和科學展望。

  基于此,筆者認為,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我國農村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土地的分散使用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為此,我們應以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為指導,遵循“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是非得失的標準,順應農民群眾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解放思想,全面協調持續地改革和完善農村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1.積極探索農村集體化的組織形式,合理引導農民發展社會化、集約化經濟。如果說過去靠造大聲勢、采取運動的辦法來推動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是“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那么現在坐等農民萌發合作化熱情、采取集體化行動也無異于“守株待兔”。其實,當前許多農村確有開展社會化生產的需要,而農村生產方式的分散使得單干的農民自己對此又無力作為。為此,我們應該適應農村形勢的新變化和生產力發展的新要求,努力進取、奮發有為,有領導、有組織、有步驟地在一些條件比較成熟的農村探索集體化的有效組織形式和實現形式,積極而穩妥地引導農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集體化的發展道路,待取得成功經驗后再逐步加以推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農村生產方式的社會化、集約化和現代化,關鍵是通過繼續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讓農民由此獲得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利益,進一步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時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加強農村制度建設,既要杜絕平均主義,更要避免兩極分化。改革和完善農村經濟基礎的意義是重大的,因為它是農村政治和文化上層建筑存在的物質基礎,它的變化將深刻影響著我國新農村建設的發展前景。

  2.統籌城鄉發展,全面協調持續地推進農村的“四個文明”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實行“兩個反哺”,即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政策,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規律,它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和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所證明。問題是采取怎樣的“統籌”和“反哺”方略,對此,我們應該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協調持續地推進農村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物質文明中,突出的特點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處于主體地位,同時存在其他所有制形式,強調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以及推進城鄉共同發展。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由于資源、環境等因素的緊約束,又提出了發展生態文明的新課題和新要求。于此相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治文明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和特征,這就是必須堅持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發展農村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精神文明是聳立在它的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之上的觀念上層建筑,一方面,它與農村內部不同群體的存在狀況相適應,具有某種差異性和多樣性;另一方面,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相適應,必須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思想道德為主旋律。這“四個文明”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滲透和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或對立起來。

  3.加強農村黨的建設,成就一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層帶頭人隊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性質,決定了建設它的領導力量只能是中國共產黨,而不可能是別的什么組織。但是,我們也應正視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的缺乏凝聚力、號召力、戰斗力等問題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決。經驗表明,選準一個好的“領頭雁”,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這個“領頭雁”應具備的首要素質,就是能夠做到“一身正氣,甘心吃虧為百姓;兩袖清風,心底無私好楷模。”而其他素質,則需要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針對性地進行培養,主要有:一是熟悉政策、把握政策的能力,能夠正確領會黨的政策要義,吃準、吃透中央精神;二是身體力行、帶領群眾致富的能力,能夠因地制宜、獨立思考,帶領群眾找到適合當地實際的經濟發展路子;三是執政為民、依法行政的能力,能夠樹立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以法律為準繩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四是協調關系、促進和諧的能力,能夠從容應對各種矛盾和困難,有辦法帶領群眾一心一意謀發展。總之,需要逐步選拔、培養一大批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群眾信得過人充實到農村,努力成就一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層帶頭人隊伍。通過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使之成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堅強戰斗堡壘。

  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已走過了50多年艱辛的發展歷程,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有許多失誤。不論成績、經驗,還是失誤、教訓,都是我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積累的寶貴財富。在此基礎上,通過全黨全國人民上下一心、團結進取、奮發有為,我國未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定會更加扎實有效。它必將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以及我國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4《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

  6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

  7】《靳輝明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文庫)》,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注釋:

  [1]引自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

  [2]《靳輝明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文庫)》,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273-292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頁。

  [4]《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3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頁。

  [6]《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86頁。

  [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頁。

  [8]《靳輝明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文庫)》,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241-242頁。

  [9]《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09頁。

  [10]《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14頁。

  [11]《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33頁。

  [12]《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43頁。

  [13]《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24頁。

  [14]《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43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頁。

  [1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0頁。

  [17]引自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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