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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對待農民的若干歷史經驗
作者:嚴小龍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0-07-28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中共對待農民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概括地說,就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來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緊緊依靠最廣大的農民群眾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具體來看,就是正面看待農民、立體考察農民、統籌兼顧農民、真誠幫助農民、緊緊依靠農民。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農民;歷史經驗

  歷史上,我們黨曾經被共產國際看成是“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意思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不正統”,然而,就是這“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奪取了國家政權成為執政黨,這是什么道理?在當代,我國在快速工業化時期既沒有發生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嚴重的階級壓迫和斗爭,也沒有出現一些發展中國家劇烈的社會分化和動蕩,這又是為何?可以說,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應歸因于我們黨對待農民的科學態度,因為這兩個問題的實質都在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對執政黨的政策是否答應、贊成和擁護。那么,我們黨又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概括地說,就是審時度勢、順應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來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緊緊依靠最廣大的農民群眾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具體來看,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肯定農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雖然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者和后備軍,但他們畢竟屬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與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工人階級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而且,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發展,使得以小生產為生存基礎的農民,“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1]。這就是說,“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然而,在一個小農占絕對優勢的落后國家,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同農民妥協才能拯救社會主義。筆者認為,雖然農民不能算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如果對此形而上學地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在實踐中不顧國情制定出消極看待農民的“妥協”政策。事實也是如此,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在許多時候并不是正面看待農民,而是過多地強調農民作為小私有者的消極面。或許對蘇聯而言,既然農民作為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是最終要被剝奪而走向滅亡的,那么,與其讓資本主義剝奪就不如由社會主義剝奪,所以蘇聯采取剝奪農民促進工業化的政策也就順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2]更為嚴重的是,在一個落后國家農民往往占絕大多數,這種做法只會激化他們與執政黨的矛盾,從而導致工農聯盟的政治基礎不穩,最終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釀成垮臺的結局。

  與前蘇聯黨不同的是,我們黨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成就,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眾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內因可以歸結于陳獨秀的右傾教條主義解除工農武裝,特別是拋棄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后來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也是消極看待農民,看不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革命中的關鍵作用,結果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損失。解放后,在人民公社初期許多地方吹過“共產風”,搞過“一平二調”,以共產主義名義剝奪農民,但實踐還證明人民公社并不適合農村實際,導致糧食供應長期短缺。改革初期,我們黨順應農民意愿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制,充分發揮他們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使農業實現了第一次飛躍,農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農村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現代化進程,由此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城市改革進程。但在隨后的一個時期,或許是由于農業的高土地產出率帶來的糧食供應由短缺走向過剩,使我們在關注工業化、城市化建設的同時忽視了廣大農民的生存和發展狀態,以為聯產承包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良藥,農村問題可以由農民自己來解決。在廣大農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后,三農問題也逐漸顯現和暴露出來,并引起全社會的強烈關注。有鑒于此,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領導集體比過去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三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針對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針、新舉措,將我們黨的農業、農村、農民工作推進到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歷史反復證明了一個道理:由于農民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中國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們的支持、援助和參與,就將一事無成。所以,雖然我們黨也承認農民是小私有者,存在著守舊、自私等思想缺陷,但總起來說,總是正面看待他們,密切聯系他們,通過啟發他們的政治覺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教育他們,不僅把他們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且把他們當作是革命的主力軍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力量。正因為如此,我們黨與農民在根本上是血肉相連的,廣大農民對黨是支持和擁護的,這也是黨的事業得以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正如《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始終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著力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功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道路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道路。”同時也表明:一個善于從失誤、挫折甚至失敗中總結和汲取經驗教訓的政黨,必定會受人民群眾擁護、愛戴而日益發展壯大。

  二、對不同地區的不同農民采取不同的策略 

  應該說,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立體考察農民是從恩格斯開始的。他把農民分成小農、中農、大農三種類型,把對小農的態度看作是解決整個農民問題的立足點,強調必須把勞動農民和占有雇工剩余價值的農民嚴格區分開來,指出勞動農民,即農業工人、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小農,是工業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斗爭中的天然同盟者。[3]我們黨繼承和發展了恩格斯的這一思想,特別是在革命時期,不是平面觀察農民、用一個籠統的政策來對待所有地方的所有農民,而是立體考察農民,針對不同地區和農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及其變化加以分類和區別對待,使群眾感到既合情又合理。比如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后將農村分為老區、半老區、新區三種,按土地占有多少和富裕程度把農村人口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貧雇農四類,在不同地區針對農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把貧雇農作為依靠力量,并且注意不侵犯中農利益。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在領導蘇皖邊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間不動兩頭平”,“在土地改革中應保證被拿出土地來的人口不要超過全鄉總人口的10%”。[4]同時明確土改的中心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期間,由于我們黨對待農民的態度科學,且政策又細致、周到、徹底,符合實際、順應民心,因而非常順利地完成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社會變革。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果還是沿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考察農民則是不合適的,對此,我們有深刻的歷史教訓。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我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順應農民意愿,在農村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實現了第一次飛躍。而農村改革的中心,是在集體所有制的框架內對土地經營形式進行變革,這種變革又以“土地均分”為前提,客觀上也使得階級分析沒有存在的基礎。但是,立體考察農民是我們黨的傳統,是我們黨的歷史和理論執政資源,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都不應該籠統地看待農民,用一個籠統的政策對待所有地方的所有農民,而應該立體考察、區別對待。筆者認為,在當前統籌城鄉發展的進程中,在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渡時期,可以按發展程度將全國農村地區分為發達、欠發達、不發達三種,按離農程度把農村居民分為非農人口、半非農人口、農業人口三類,取消農民工的稱呼,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農村人口采取不同政策來加速農民的非農化進程。比如,對于發達地區農村的非農人口,應劃歸城市人口并給予市民待遇,使他們不再是農民;對于欠發達地區農村的半非農人口,應鼓勵他們向“兩極化”——離農和專農的方向發展;對于不發達地區農村的農業人口,則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鼓勵農民兼業化,促進農民的非農分化趨勢,第二步是鼓勵他們向離農和專農的“兩極化”方向發展,等等。總之,立體考察農民是我們黨對待農民的寶貴經驗,應該在新形勢下將其發揚光大。

  三、統籌兼顧農民的利益 

  統籌兼顧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時期我們黨為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而采取的靈活、科學的政策,特別是在革命的不同時期實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時期,我們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同國民黨建立抗日戰線和團結一切抗日人士,我們黨主動把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解放戰爭時期,也是由于國內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而農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由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總之,我們黨在革命時期采取統籌兼顧的方針,目的就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對付最主要的敵人。

  解放后,由于經濟文化落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并由此鞏固政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怎樣多快好省地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資源、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舉目向外,帝國主義對新生的紅色政權圍困封鎖、虎視眈眈;蘇聯又在這個時候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怎么辦?曾經浴血奮戰而又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人再一次發出歷史的強音: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就這樣,為工業化提供資金和資源的任務,就責無旁貸地落在本就落后、蕭條、貧困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身上,農業哺育工業、農村支持城市也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成為貫穿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一條主線。既要推進工業化、建設城市,又要發展農業生產、建設農村,當時確實很難兼顧,問題的關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兼顧好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為此,毛澤東同志以蘇聯為鑒,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性的思想:“這里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5]“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這是一個什么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等等。[6]后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雖然認識到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必須兼顧農民利益,但由于對國內外形勢的錯誤判斷,黨的工作重心并沒有放在發展生產力上。農村改革初期,聯產承包的推行兼顧了農民的利益,農業實現了大發展,由此也推動了工業和城市的改革發展。但隨著城市改革的深入,工農業之間的比較利益差距不斷擴大,如果沒有政策的進一步統籌兼顧,農民是很難跟上現代化步伐的。中央領導集體高瞻遠矚,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戰略方針,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戰略舉措和戰略決策。隨著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陸續出臺,三農問題邁入了新一輪歷史機遇期。

  可見,我們黨的統籌兼顧思想被當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并發揚光大了,成為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成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銳利武器。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的:“統籌兼顧是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歷史經驗,是我們處理各方面矛盾和問題必須堅持的重大戰略方針,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科學有效的工作方法。”“只有堅持統籌兼顧,我們才能真正處理好我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的改革發展穩定問題,真正處理好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問題,真正把全體人民和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為推進黨和國家事業形成廣泛共識、積聚強大力量。”[7]

  四、真誠幫助農民 

  我國能平穩渡過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風波,并且在當前危機四伏的國際環境中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迷人魅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與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關系歷來是好的,黨和政府是真心為他們謀利的。這首先要歸結于我們黨有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其次,要歸結于歷史傳承。由于我們黨同農民共同經歷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的洗禮,農民對中國共產黨有一種天然的情感認同,特別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國初期,他們對黨的號召是發自內心的擁護和響應的。當然,農民也是講求實際的,他們不會輕易相信淺嘗輒止的幫助,他們看重的就是眼前實實在在的利益。亨廷頓也認為:“農民的目標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質生活和勞動條件。”[8]這可能是全世界農民的共有特征。對此,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切記不要以為我們幫助了一下農民,農民就會相信我們。”[9]這是對農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時也是告誡全黨,要真誠幫助農民,深刻懂得農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來,黨和政府針對三農問題出臺了一系列真誠幫助農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農業稅、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擴大公共財政的覆蓋范圍、加大對“三農”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事業、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等。統計表明,2008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投入為5955億元,比上年增長37.9%,其中糧食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達1030億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三次較大幅度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提價幅度超過20%;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口為8.14億,參合率為91.5%[10]農民種田不僅不用交稅,而且還可以得到許多看得見的好處和實惠,雖然基于國力和農民基數龐大的限制,這些與歐美農民相比是杯水車薪,但樸實善良的中國農民深深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真誠關懷,我國三農發展的被動局面迅速得到扭轉,面貌為之一新。

  五、緊緊依靠農民 

  我們的革命是緊緊依靠農民取得勝利的。對此,我們黨與前蘇聯共產黨有相似之處,他們也是因為有了廣大農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所不同的是,他們奪取政權主要是依靠城市工人階級,而我們過去打仗主要是依靠農民。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有幾百萬農民報名參軍,近千萬民工支援前線。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們黨的土改政策滿足了農民渴望擁有土地的迫切要求,從而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解放前,我國的土地占有是一種典型的封建結構,占鄉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農,擁有約70%80%的土地,而占鄉村人口90%的農民卻只占有20%30%的土地。而且,許多地方的地租額達到了田地總收入的60%以上,所需農具、肥料等生產資料投入卻由佃農負擔,佃戶辛勞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得到總收入的10%20%[11]殘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導致農民貧困和國家落后的總根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變革,廢除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傳統社會理想。為什么在一個幾億人口的落后的農業大國能夠順利實現如此復雜深刻的社會變革?原因就是整個運動都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建立在緊緊依靠和充分發動農民的基礎上,由農民自己動手推翻地主階級,自己分配土地,從而牢牢地鞏固了土改成果。

  我們的改革同樣是緊緊依靠農民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國農民每年生產糧食約85%為農民自己消費,國家按規定價格收購的占15%,按議價收購的占5%,兩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還要向農村返銷6%左右。而農村人口仍然占全國人口的82.1%[12]這種狀況突出地說明:農村生產力發展極為遲緩,必須對農村生產關系作出重大調整。我們黨尊重農民意愿,積極引導和緊緊依靠農民,破除了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了農民“生產自主權”,一舉實現了農業大發展,農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糧食總產量先后跨上了7000億斤、8000億斤、9000億斤、10000億斤四個臺階,其他主要農產品產量也大幅增長。同時,農民收入也持續較快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長2999%,扣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實際增長634.4%[13]

  當然,我國農村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諸多問題:一是以家庭承包為核心的農村制度建設持續創新乏力,小農業與大市場的矛盾始終制約著農業的二次飛躍。二是農民持續增收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三是各種資源加速在城市聚集,農村呈現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農”問題由此凸顯出來,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疑難問題。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舉措,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從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路,到黨的十七大作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再到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緊緊依靠廣大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一系列會議的主題和精神大都是圍繞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而展開的,足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

  歷史表明,在我國這樣一個農民人數占優勢的國家,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改革,農民工作都非常重要。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國的變化,首先要看農村的變化,看中國的穩定,首先要看農村的穩定,因為它畢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問題。”[14]

注釋: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487頁,第15頁。

  [2][5][9]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頁,第2930頁,第187頁。

  [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5頁。

  [6][7][10]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頁,第109110頁,第888890頁。

  [8] 塞繆爾[DK]·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66頁。

 [11][12] 李德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88頁,第545546頁。

 [13] 唐仁健《三十年農村改革發展成就偉大》,載于《農村工作通訊》2008年第22期。

 [1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7頁。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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