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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期間中共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初步探索
作者:沈傳亮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26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1976年至1980年的“五五”計劃期間,針對經濟發展明顯帶有高速度、高指標、低效益的粗放特點,中共提出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注重提高經濟效益、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等新思路,并采取了一定措施,開始了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初步探索。隨著對經濟建設規律認識的逐步深入,在1980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共提出要走一條經濟效益比較好、速度比較快的發展新路。這表明中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種種原因,該時期的探索具有連帶性、目標單一性、初始性等特點。
關鍵詞:“五五”期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初步探索

  經濟發展方式是指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僅包含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包括經濟結構、運行質量、經濟效益、收入分配、環境保護、城市化程度、工業化水平以及現代化進程等諸多內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突出經濟領域中“數量”的變化,更強調和追求經濟運行中“質量”的提升和“結構”的優化。雖然在1976年至1980年的“五五”期間,中共尚未明確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念,但為解決經濟領域存在的高速度、高指標、低效益等問題,中共重新審視運行已久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與經濟發展方式相契合的經濟發展理念,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明確提出要走一條經濟效益較好的新路子,這標志著中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初步探索取得重大成果。

一、“五五”前期中國經濟發展狀況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受傳統發展觀念、蘇聯模式、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中國走上了一條粗放型經濟發展道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條經濟發展道路存在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追求高速度發展;優先發展重工業,由此犧牲農業、輕工業、第三產業,造成經濟發展不平衡;主要依靠外延擴大再生產,追求數量;不注重效率等問題[1]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上述高指標、高積累、低效率的粗放增長模式一直持續。[2]而十年動亂給經濟造成的損失和破壞又十分嚴重,特別是工礦企業生產和交通運輸陷入混亂,商業流通堵塞,商品匱乏,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因此,在“五五”前期,中共召開一系列會議,強調進行企業整頓,建立各項規章制度,恢復和發展生產。經過整頓,一批企業的狀況趨于好轉,國民經濟得到較快恢復。農業生產1978年喜獲豐收,糧食產量達6095億斤,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工業總產值1977年比上年增長14.3%,1978年又增長13.5%。財政收入1977年比上年增長12.6%,1978年又增長28.2%。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77年全國60%的職工十多年來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資,1978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上年提高5.1%。[3]

  但由于未對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及時清理,對既往經濟發展模式沒有深入反思,對動亂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五五”前期的經濟發展依然延續了以往大干快上的粗放發展思路,以致出現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影響經濟健康發展的嚴重問題。

  第一,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高投入。1976年冬季,中央開始對農業機械化和糧食生產,對石油、煤炭、鋼、化工的生產等方面,相繼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不可能實現的大口號。12月召開的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提出到1980年基本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的要求。該計劃顯然脫離實際,因為當時全國范圍內農業基本以手工業為主,短期內實現全面機械化實不可能。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4月19日的社論進一步提出達到和趕超“三個水平”的口號,即“首先達到和超過本單位歷史最高水平;再趕超全國同行業的最高水平;進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同年11月24日國家計委向全國計劃會議提交《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要點》,提出今后8年,即到1985年以前,基本建設方面,全國要新建和續建包括30個大電站、10個大油氣田等在內的120個大型項目。到2000年以前,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鋼產量從2000多萬噸達到1.3億噸到1.5億噸。這一沒有經過詳細論證的計劃要點在1978年2月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討論通過。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還不切實際的重提“趕英超美”口號,并宣布一個新的躍進形勢已經來到。為組織新躍進,1978年不斷加大建設規模,4月追加投資52億元,9月又追加48億元,全年實際投資501億元,比上年增加31%,成為“大躍進”后二十年中基本建設規模最大的一年。1978年7至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在提出一些好的發展思路包括加快農業發展、加強企業管理、擴大出口、注意綜合平衡的同時,還不恰當地提出,要組織新的大躍進,把九億人民動員起來,以比原來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要在本世紀末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當時陳云針對“搞那么大的建設規模,那么高的速度”問題,對國務院有關領導說“務虛會是否多開幾天,聽聽反對的意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但“務虛會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4]

  第二,經濟效果差這一粗放型經濟發展弊端在“五五”前期嚴重存在。如,1976年基本建設投資,國家預算內安排部分完成311億元,加上自籌共完成376億多元,比1975年還減少了32.8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58.9%,全部建成的大中型項目85個,比1975年減少82個,可以說是歷史上投資效果最差的年份之一。國務院《關于1977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指出,1977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為“相當多的企業管理仍然很亂,產品質量差、物資消耗高、勞動生產率低、虧損大、事故多”。1978年工業主要產品的質量、消耗和產值利潤率等有一半以上沒有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基本建設,這一年完成的投資額是歷史上最多的一年,而投資效果是十幾年來最差的年份之一,全部建成投產的大中型項目只有99個,投產率僅為5.8%[5] ,勉強與“文革”結束的年份1976年相同。

  第三,與集約型發展方式相比,粗放型發展方式有忽視改善人民生活的嚴重弊端,這一點在“五五”前期表現明顯。據世界銀行報告,1949年以后,由于中國的資源配置結構偏離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加上激勵機制的闕如,使中國的整體效率低下,人民沒有從高速增長中得到多少實惠[6]。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報告表明,1957—1978年的20年中,雖然中國收入增長了1.96倍,全國居民消費水平指數卻只提高44.0%,年均提高1.8%,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平均提高2.6%,農村居民水平年均僅提高1.5%。鄧小平也指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得到多大發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7]

  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粗放型經濟發展帶來的上述弊端,使“五五”前期出現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經濟發展困難的局面。1977年,積累率高達32.3% 1978年積累率再創歷史新高達36.5%,成為1958年以來20年中最高的一年。1978年重工業的投資比重是55.7%,輕工業只有5.7%,還低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5.9%的水平。這一年重工業總產值比1977年增長15.6%,輕工業則只增長108%,農輕重比例更加失調。由于“五五”前期大量資金用于工業項目,致使百姓的生活沒有明顯改善,全國還有一億多人在溫飽線以下。1978年雖然糧食獲得豐收,但全國人均消費糧食才391斤、食油3.2斤,比1949年的409斤和3.4斤的水平還要低。[8]顯見,對經濟狀況有決定性影響的舊經濟發展模式如不改變,將會把中國現代化建設引向一條死路。面臨如此嚴峻形勢,中共開始對以往的經濟發展道路進行反思,并謀求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五五”期間中共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與實踐

  “五五”期間,中共漸進認識到走一條發展新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同時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試圖走出一條新路。

  (一)“五五”時期中共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

  “五五”期間中共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可劃分為全會召開前后兩個階段。

  1、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黨著重考慮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降低物質消耗等具體問題。

  1978620,李先念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為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進行討論。華國鋒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要正確利用價值規律的問題。胡喬木在19787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也指出“我們在制定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一定要利用價值規律,反映價值規律的要求,一定要求所有企業(包括國防工業)嚴格實行時間節約,不斷爭取勞動耗費、物資耗費(即所謂物化勞動的耗費)和經濟效果的最優比例,嚴格進行經濟核算,努力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利潤率”。[9同年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提出要實現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軌道上來。要改變用單純的行政辦法管理經濟的方式,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充分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此時中共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但上述思想和提法為實現歷史轉折和探索經濟轉變方式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代表針對由于經濟思想不端正造成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的情況,提出了端正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根本性問題。1210,陳云發言說,對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要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10]這實際上提出了從國情出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鄧小平則提出“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并指出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于領導,“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么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11],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12]。這一思想已經觸及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問題,為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思想指導。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系統總結“文革”及其以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包括極端盲目、不計后果地發展經濟等問題以外,提出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還針對經濟管理體制存在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提出應該大膽地下放權力、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由上可見,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前,黨對經濟工作的認識已經或多或少的開始注意以往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解決思路,這為以后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一條新路子奠定了思想基礎。

  2、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著重在經濟調整中探索發展新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法、活動方式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這為黨轉變經濟工作思路、探索經濟發展規律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指導。此后,中共決心對經濟進行調整。在調整中,中共逐漸開始試圖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標志性事件是在1980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走一條經濟效益比較好的新路。

  1979年初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并提出在經濟調整中要充分注意提高經濟效益。在調整過程中,負責經濟工作的陳云、李先念等批評了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脫離國情的盲目追求數量、上新項目、不注重經濟效果問題,指出要從國情出發,注重經濟發展質量。3月,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九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13] 45,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多年來,工業戰線上相當普遍地存在著追求產值數量而忽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消耗的傾向。需要的產品生產不出來,甚至不去組織生產,不需要的產品又盲目生產,大量積壓。”[14]918,陳云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著重點應該放在國內現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上”,“要先生產、后基建;先挖潛、革新、改造、后新建。” [15]還強調“決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趕英超美等等”,要在現有工業基礎上“加以改造和引進新技術”。[16] 1220,李先念也提出“我們要取得實實在在的持續發展的速度,還必須十分注重講究經濟效果。”[17]

  曾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在1980115對建國三十年來的經濟建設進行了總結,提出經濟建設要實事求是,做好綜合平衡,“如果破壞了合理的比例關系,比如脫離客觀實際的可能,主觀地要求高積累、高指標,就會造成經濟失調。想快反而慢,‘其進銳者其退速’,并且會造成很大的損失。我們是多次吃過這個苦頭的”。[18]6月,姚依林在作有關編制“六五”計劃的報告中,提出了與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的經濟發展新思路:一是積累率不能太高,發展速度不能要求太急;二是要有一個穩定的增長速度;三是使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四是在所有制方面不要“一刀切”;五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六是立足于現有的基礎,十分注意經濟效果,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經濟改組、技術改造、體制改革。[19]同年11月召開的全國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會議和全國計劃會議,在討論經濟形勢的基礎上指出今后國民經濟的發展不能再走那種“高速度、高積累、低效率、低消費”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條速度不那么高,但國民收入、社會財富增加比較多的路子。

  為進一步推動經濟調整,1980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對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會議第一次系統清理了長期以來在經濟工作中的“左”的指導思想,總結了經濟發展方式問題上的歷史教訓,明確提出要走一條較快發展經濟的新路子。會議認為,由于長期以來對國情缺乏科學認識,否認把我國落后的生產力水平提高到先進生產力水平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在經濟指導方針上急于求成,實踐中走的是一條重基建輕生產、高積累低效率、高消耗、低質量、低產出,忽視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道路。鄧小平在會上指出,“走什么樣的路子,采取什么樣的步驟來實現現代化,這要繼續擺脫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架的束縛,真正摸準、摸清我們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系,據以正確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20]。實際上這個“原則”主要就是指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會上,陳云也強調:我們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是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中進行建設。”“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看到這種困難,現在真正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還不很多。”[21]以此為基點,會上提出了努力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發展的新路子的問題。會議認為,今后再也不能走老路了,我們應當尋找一條新的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設,多鋪新攤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主要靠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進行合理的技術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質量,提高效率,來擴大社會生產。這種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合理,但經濟效益會好,社會財富會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實惠也會多。只有走這條路子,才能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家,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處理好發展生產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關系,從根本上解決財政經濟的困難,求得經濟的穩定增長。這次會議提出的發展思路是黨在經濟工作走了彎路后嘗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開端,也表明三中全會后,中共已經找到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基礎十分落后的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新路子。鄧小平后來評價這次會議時說:“經濟工作,應該說,我們真正的轉折是一九八○年那次調整會議,在那以前,客觀地說,我們還是那種‘左’的東西,那次會議真正是一個撥亂反正。”[22]可見,這次會議對轉變經濟發展思路的重要性。

  (二)“五五”期間中共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舉措

  “五五”期間,中共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但應指出,在新舊體制交鋒的“五五”期間,中共召開的有些會議在布置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曾出現正誤交織的措施和觀點并存現象,但隨著認識的進步,這種現象逐漸消失,正確逐漸取代了錯誤。

  1、加快農業、輕工業發展,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五五”時期,中共通過加快農業、輕工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產業結構合理化。1978722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提出不要盲目追求新項目,首先要搞好現有農田水利建設工程的明確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了農業問題,決定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下發實行。為調動農民積極性,全會還對縮小工農產品交換差價的問題作出具體規定:從1979年夏糧上市的時候,糧食統購價格提高20%,超購部分在此基礎上再加50%。農用工業品價格降低10%15%19793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提高部分農產品收購價格,其中棉花提高15%,油料平均提高25%。這些舉措以及后來推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動農業獲得大發展,農業薄弱局面有所改變。為加快輕工業發展,國務院在1980114日同意國家經委、中國人民銀行等單位的報告,決定在國家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和技術措施費以外,每年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發放20億元輕工、紡織工業中短期專項貸款和3億美元買方外匯貸款。這些貸款重點支持了輕紡工業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提高了市場緊缺日用消費品的生產能力,促進了輕工業發展。此外,中共還采取一些其它措施推動了農業、輕工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產業結構。

  2、擴大企業自主權,并在企業中開展增產節約行動。第一,進行企業整頓,注重增產節約。1977420日,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指出要抓緊進行企業整頓,還提出要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掀起增產節約的高潮,使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本企業的歷史最好水平。78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大力開展扭轉企業虧損、增加盈利的工作。為此國務院還成立了扭轉企業虧損增加盈利領導小組。1978420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快工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下發。文件對整頓企業提出了明確要求和具體標準,對企業的任務、基本制度以及工作方法,作了明確規定。對于如何搞好工業管理,加快工業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通過整頓,一批老大難的重點企業如鞍鋼、包鋼等,比較快地改變了落后面貌。第二,恢復物質刺激。19781018日,為了鼓勵企業職工改進技術的積極性,國家經委、國家科委、農林部、衛生部將國務院1963113日發布的《技術改進獎勵條例》重新印發各地區,各部門實行。這個條例按照技術改進的經濟效果,把獎勵分成若干等級。該條例的重新實施,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企業技術革新。第三,實行企業基金制度。國務院決定從1978年起國營企業實行企業基金制度。它是指企業在完成一定的國家下達的年度計劃指標后,從職工全年工資總額中提取一定比例成為企業基金,主要用于職工福利、獎勵超標準完成利潤指標的企業和本系統企業的集體福利設施。其目的在于改變企業辦好辦壞一個樣的現象,把企業經營成果同企業和職工切身利益聯系起來。第四,改革管理體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1979713日,國務院將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的五個文件,下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有關部門在少數國營工業和交通企業組織試點。主要內容是:利潤留成,企業負責人有權決定機構設置、任免中下層干部、對多余閑置的固定資產進行有償轉讓或出租等。這一改革現行管理體制的重要舉措,對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搞活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據四川、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安徽等22各省市自治區2963個試點企業的統計,全面完成的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2.2%,實現利潤增長20%,上繳利潤增長13.4%,超過了試點前的水平。[23]1980122日,國務院將《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發給各地方各部門在試點企業中試行。這個試行辦法將1979年規定的全額利潤留成改為技術利潤留成加增長利潤留成,并且有比例。198054日,國家建委、國家計委等有關單位作出《關于擴大國營施工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有關問題的暫行規定》。 92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上述一系列舉措,促進了企業改革。到19806月,全國有6600家企業擴大了自主經營權。這些企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60%,完成年利潤占全國年度利潤70%,年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在11.6%左右,利潤增長率為15.9%,上繳利潤增長率12.6%[24]但上述改革措施只有激勵,沒有約束,沒有涉及產權問題,企業依然沒能成為面向市場的自主性經濟組織,這無疑阻礙了企業自主性的發揮,消減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

  3、開始重視和發揮市場作用。市場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經濟體制基礎。“文革”結束后,黨開始重視市場作用。1978522日,人民日報發表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的文章《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指出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還發展得很不夠,必須大大發展。這實際上指出了發揮市場作用問題。197938日,陳云在一份講話提綱中談到計劃和市場問題。指出“現在的計劃太死,包括的東西太多,結果必然出現缺少市場自動調節的部門”,要意識到計劃和市場這兩部分經濟同時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為市場調節受到限制,而計劃又只能對大路貨、主要品種作出計劃數字,結果生產不能豐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單調”。所以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必須有兩個部分,即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個部分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調節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相應的增加。”[25]陳云這一提法對黨重視市場起到推動作用。此后,全國各地農貿市場漸漸形成,城鄉市場活躍的局面開始出現,但市場此時依然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其作用發揮也十分有限。

  4、降低高指標、高速度,促進國民經濟重大比例趨于協調。197733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指出,要著手解決當前國民經濟中的一些比例關系不很協調的問題。1979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1979年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指出要實事求是,用三年時間來進行調整。會議指出,現在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比1961年、1962年嚴重得多。調整目的是要達到比較按比例地前進。同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同意了八字調整方針,通過了調整后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降低了發展指標和速度。104日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會議在討論1980年計劃時,李先念代表政治局常委指出要把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按照6%定下來,爭取達到百分之七八。這就比較理性,而不再盲目。在調整過程中,1979年制定的計劃,將工業增長速度由10%12%調整為8%,國家預算內安排投資由475億元調整為360億元,煤炭由6.58億噸降為6.2億噸,鋼由3400萬噸降為3200萬噸。1980年又進行了指標調整。1980年時,輕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3%上升至46.9%1980年的積累率也由1978年的36.5%降低至31.6%

  5、推動經濟管理體制改革。19787月,國務院務虛會討論了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問題,指出今后在經濟領導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堅決擺脫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一定要保障工農企業的必要的獨立地位,適當擴大他們的經濟自主權。為了根據上述原則把體制改革向前推進一步,會議要求有關部門盡快提出改革工資制度、獎勵制度、勞保福利制度的意見,制訂推定合同制、成立專業公司的辦法,制定改進更新改造資金、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管理辦法的具體方案。9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確定,經濟戰線必須實行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

  6、開始注重節約能源。1980122,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國家計委《關于加強節約能源工作的報告》,指出近幾年工業生產增長所需要的能源,必須主要靠合理利用和節約來解決,以節能求增產,并提出1980年節能具體要求。1029日,國家經委、國家能源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全國節能交流會議,要求把節約資源放在優先地位,大力進行以節能為中心的技術改造和結構改革,確保“六五”計劃期間平均每年節約標準煤兩千萬噸任務的實現。應該指出,盡管此時提出的節約能源主要為解決能源短缺問題,以解燃眉之急,但提倡節約能源、提高技術含量是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在當時有一定積極意義。

  采取上述措施后,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開始向協調方向發展,城鄉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有了顯著改善。1980年,農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從集體分得的收入為85.9元,增加2.5元;全民所有制職工年均工資為762元,增長14.1%。“五五”時期,城鄉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提高了26.8%,而前十年只提高了24.1%[26]以上成績是在黨端正經濟發展思想的情況下取得的,表明黨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初步探索取得一定成效。

三、“五五”期間中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初步探索的特點及成效

  在“五五”期間這個新舊體制轉換、不同思想激烈沖突的重要歷史時段,中共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初步探索具有連帶性、目標單一性、初始性等鮮明特點。由于從根本上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力量極其強大,市場力量仍舊比較弱小,企業運行機制較為落后,中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工作雖見一定成效,但不很理想。

  “五五”期間,中共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特點主要有:第一,以經濟調整連帶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連帶性。“五五”后期經濟工作的重點是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經濟調整中漸次展開。目的是通過降低速度、指標,促使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實現協調,這在實際上起到了推動中國經濟由粗放向集約轉變的正向作用。第二,該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圍繞提高經濟效益展開,具有目標單一性特點。提高經濟效益是個老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五五”期間再次提出來,有其現實意義。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僅是經濟效益提高,還涵蓋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轉換、政府職能轉變等。但受諸多因素限制,該階段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要放在提高經濟效益上,帶有較強的目標單一性。第三,在計劃經濟體制依然強大、體制變革剛剛開始的情況下進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具有較強的初始性。“五五”時期橫跨“文革”結束,徘徊中前進和偉大歷史轉折等重大歷史時刻,經歷了從革命到改革的劇烈變化。在此情景下,中共主要是從經濟運行存在的問題出發,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思路。雖然黨在198012月提出走一條經濟效益較好的新路,后來也未得到較好堅持。此后經濟實踐表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共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上思想不很統一,直至1995年提出“兩個根本轉變”,全黨才就該問題達成共識。

  “五五”時期,國民經濟沒有切實轉變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主要是因為該階段制約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根本轉變的三大因素沒有受到抑制,一是忽視市場作用的計劃經濟體制依然強大,市場力量弱小。二是受政府控制的企業難以反映市場信號,企業機制僵化;三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定位不清,錯位越位現象較為嚴重。在此情況下,中共既使意識到體制約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工作的成效也不會顯著。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技術創新、管理創新、降低成本的動力不足,導致資源使用效率低下。而國家對價格的管制導致價格體系嚴重扭曲,依靠政府配置的資源,效率往往低下。因此,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往往與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相聯系。可以說,該階段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之所以有很多困難,與運行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有關。當時的部分中共領導人已認識到該問題,并指出提高經濟效益,除了企業要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等以外,從根本上講,涉及到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的問題,要靠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體制來解決,否則沒有出路。[27]可惜,當時根本性變革經濟體制的重要性尚未受到全黨的一致重視,以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工作受到延誤。

注釋:

  [1]董輔礽:《董輔礽縱論中國經濟》,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091頁。

  [2]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上海遠東出版社,2006年,第113頁。

  [3]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593613頁。

  [4]陳云:《調整國民經濟,堅持按比例發展》,《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頁。

  [5]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614頁。

  [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第113頁。

  [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5頁。

  [8]劉國光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9390頁。

  [9]《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頁。

  [10]《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5頁。

  [1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頁。

  [1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頁。

  [13]陳云:《調整國民經濟,堅持按比例發展》,《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475頁。

  [14]《李先念文選》(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1頁。

  [15]陳云:《在財經委員會召開的匯報會上的發言》,《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頁。

  [16]陳云:《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6頁。

  [17]《李先念文選》(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9頁。

  [18]《薄一波文選(19371992)》,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6頁。

  [19]姚依林:《關于制定長期計劃的一些初步認識》,載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編:《計劃經濟研究》1980年第13期。

  [2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6頁。

  [21]陳云:《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6頁。

  [22] 1983317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經委黨組關于當前經濟中幾個問題匯報時的講話記錄。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608頁。

  [23]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629630頁。

  [24]董輔礽:《董輔礽縱論中國經濟》,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3頁。

  [25]陳云:《計劃與市場問題》,《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71頁。

  [26]劉國光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2頁。

  [2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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