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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國內政治心理學研究進展述評
作者:沈傳亮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26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治心理學研究經歷了恢復、初步發展、深入發展三大階段,在宏觀、中觀、微觀各個層面上都有重要論著出版,其中有關農民、公務員、青年學生等群體政治心理研究的著述較多。
關鍵詞:政治心理學;群體政治心理;問題與對策

  鄧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1]由此,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得以新生。政治心理學研究隨之漸漸恢復。本文擬對近20年國內政治心理研究進展、涉及主要問題進行評述。

一、二十年來政治心理學研究分期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政治心理研究經歷了恢復、初步發展、深入發展三大階段,每個階段都有論文和專著出版,表明了政治心理研究的發展脈絡。

  第一,恢復階段(20世紀80年代)。國內政治心理研究的恢復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該階段僅出現少量論著。論文方面可通過對專業權威雜志《政治學研究》刊載文章的簡單統計來展示學界對政治心理的關注。《政治學研究》雜志社辦刊分兩大階段,從1985年正式創刊到1989年停刊是第一階段,此階段出版雜志28期。1995年開始恢復出版以來是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為例,在該階段刊文300余篇,僅9篇與政治心理有關,有吳開平的《試論社會政治心理》(1985年第2期)、都淦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政治的關系》(1985年第3期)、胡杰的《政治心理學:歷史、范圍和方法》(1988年第1期)、《北京市區人大代表的政治動機和公民權利意識調查》(1988年第3期)、胡代勝的《論梁啟超資產階級公民意識》(1988年第1期);袁振國、朱永新的《政治心理學和心理政治學》(1988年第5期)、王富春、吳曉健的《關于北京大學學生民主意識的調查報告》(1989年第1期)、趙世瑜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心態與明清胥吏的社會地位》(1989年第1期)、張濤的《大學生對民主的認知、情感與評價》(1989年第4期)。上述除三篇論文基于實地調查外,主要是對政治心理學科的介紹及對某社會群體如大學生、古代官員的政治心態描述,運用政治心理學基本理論對某群體進行定量定性結合的分析甚為少見,可見,政治心理研究還處于恢復階段。

  專著方面,國內學者譯介了西方學者的少量政治心理學專著,包括美國學者斯通的《政治心理學》(1987)、路辛?派伊的《中國人的政治心理》(1988)。國內學者王科出版了《政治心理學》(1988)一書。這一階段影響較大的政治心理著作當屬閔琦的《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1989)。學界在該階段對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學有一定研究,但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研究過于膚淺、介紹性色彩濃厚;方法論方面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對群體政治心理研究范圍窄;缺乏精品力作。

  第二,初步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進入90年代,與政治心理有關的論文漸漸增多,論文、專著質量有了很大提高,政治心理研究步入初步發展階段。代表性作品有王樹茂的《百端待舉的政治心理學》(1993年10月18日《光明日報》),該文介紹了政治心理學研究的狀況和發展的大致輪廓,提出在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的任務。邱柏生的《淺析我國政治心理學研究的現狀》(《復旦學報》1996年第4期)是此期間較有影響的論文之一。90年代,國內翻譯出版了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在1908年寫就的《政治中的人性》(1995),他認為“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大多數人的大多數見解并不是受經驗檢驗的推理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的推理結果,它們是非理性的。”[2]此書開辟了將心理學運用于政治學研究的新時代,影響廣泛深遠。經過幾年多的積累和艱苦研究,國內學者出版了一些教材性著作,主要包括朱永新、袁振國的《政治心理學》(1990),劉松陽、劉鋒編的《政治心理學》(1991),蔣云根、茅華英的《政治心理學》(1994)等。這些論著對政治心理學的基本知識進行了介紹,存在明顯生硬照搬西方政治心理學的痕跡,對中國特色政治心理的深入分析較為缺乏。高洪濤的《政治意識論》(1990)、張明漱的《中國“政治人”——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報告》(1994)、戚衍等編著的《政治意識論》(1995)也對政治心理有專門論述。臺灣方面出版了林嘉誠的《政治心理形成與政治參與行為》(1989)、石之瑜的《政治心理學》(1999)。此外,同期國內出版的政治文化論著、政治學教材也對政治心理開始予以關注。

  第三,深入發展階段(2000年以來)。 新世紀國內對政治心理的研究進入深入發展階段,主要表現是不少碩士、博士研究生將政治心理作為研究主題,對某些群體進行了深入的政治心理分析。如朱立人的《大學生政治心理特征分析與研究》(2004 )、郭曉明的《紅衛兵政治心理探析 》(2003)。吳大英、楊海皎的《政治意識論》(2001)、蔣云根的《政治人的心理世界》(2002)、黃建鋼的《政治民主和群體心態》(2003)等論著對政治心理進行了較為深入地探討。王蓓的《孫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2004)利用大量歷史文獻對中國近代史上的偉大人物孫中山的政治心理進行了深入全面分析,代表了國內政治人物心理研究的最高水平。譯著方面出版了法國著名政治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革命心理學》(2004)、《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2005),美國學者威廉?H.布蘭察德的《革命道德——關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2004年)等經典政治心理專著。

二、政治心理學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問題

     梳理政治心理學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對于了解二十年來政治心理研究歷史脈絡及其未來發展趨向很有幫助。目前來看,二十年來的政治心理研究主要包括宏觀的政治心理理論研究(即政治心理學)、群體政治心理的中觀研究和微觀個體政治心理研究。

   (一)政治心理學理論研究。該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心理的基本理論包括政治心理的涵義、作用、研究范圍、方法論、研究指向,及運用該理論對中國人政治心理進行宏觀探討。

  1、政治心理學研究對象及其內涵。學界關于政治心理學研究對象及內涵的認識雖有分歧但基本上趨于一致。《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1992)認為政治心理“是人們對政治過程、政治生活的一種不系統的、不定型的、感性的反映,表現為一定的政治動機、政治態度、政治情緒、政治信念等。”[3]一般來說政治態度側重政治情感,而政治信念側重意志成分。政治心理學是指“運用一系列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對政治過程中各種政治活動、各類政治角色的政治行為同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之間的雙向作用關系,進而探索各類政治現象背后的心理背景與心理活動規律俄一門學科”[4]邱柏生認為“政治心理學是研究心理活動與政治活動兩者相互作用的一門邊緣性學科。”[5]這一界定把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擴大為個體、群體和整個社會,有利于研究者在更寬廣的視野下開展研究。

  2、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作用。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政治心理的作用進行了探討。有人認為政治心理是產生政治行為的中介環節,是社會政治形勢的晴雨表,是政治變革的制約力量。[6]這是對政治心理作用的總結,很有代表性。邱柏生還認為政治心理為系統化的政治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萬高認為政治心理通過長期的政治社會化,塑造出政治主體不同的個體政治心理特征,并由此影響和作用于政治活動。[7]以上觀點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政治心理的重要作用。

  3、有關中國人政治心理的總體研究。閔琦在其書中對中國人存在如政治態度的開放程度較弱、具備政治寬容精神、政治合作意識差、法治意識淡漠、權威人格突出等進行了介紹,指出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存在一些必須予以克服的政治心理問題。張明漱也對中國人對政治“敬而遠之”的心理進行了論述,認為“敬”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對政治給予積極的價值評價;“遠之”就是回避政治,不愿意參與政治,或在不得已參與時采取不認真、敷衍的態度。這導致中國人政治行為兩極分化,非常時期的參與狂熱,平常時期的政治冷漠。[8]以上兩書均在規模調查基礎上寫就,基本反映了國人政治心理的總體特征。蔣云根的《政治人的心理世界》從宏觀視角出發,運用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從政治中的人性、政治行為的心理背景、政治人與政治人格、政治參與心理、政治穩定的心理學因素、政治宣傳心理、政治家心理等多個層面對政治人的行為,進行了全面分析

  (二) 中觀層面的群體政治心理研究。群體政治心理研究主要包括農民、青年(大學生)、公務員、軍人、知識分子等。黃建鋼的《政治民主和群體心態》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動態角度對中國存在的群體政治心態進行了總體性研究,認為“法不責眾”、“急于求成”是群體政治心態兩大基本特征;淡化的政治意識、矛盾的政治行為則是群體政治心態的重要特征。[9]具體研究進展如下:

  1、農民群體政治心理研究。有關農民政治心理研究的專著迄今還未出現,有部分主題論文,少量政治心理著作對此也有述及。傳統中國社會是王權主義社會,農民所具有的政治心態主要是“子民”心態。新中國建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政治心態發生了積極變化。有人指出農民形成的積極政治心態是“對政治的關心從‘被動’轉向了‘主動’;對政治的認知從感性向理性轉化;由權勢主義向民主意識轉變,追求平等和自由。”消極的政治心態如小農意識、社會地位自卑感、平均心理、狹隘心理、懶惰心理等依然存在。[10]葉笑云將農民的政治心理變化總結為:自主意識萌芽和發展、參與意識大大提高、利益動機明顯增強成為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動機,政治心態由保守轉向變革、開放,政治信任感和認同感增強。農民的消極心理主要是:依附性心理開始向家族轉移;小農意識、盲從心理、情緒化較為突出。[11]嚴榮著重對農村青年的政治心理進行了考察,指出農村青年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由、平等、競爭、權利意識,政治參與趨于活躍。[12]郭惠川指出農民階層存在積極和消極政治心理兩個方面,積極方面有參與意識增強、對權利與義務、法律產生認同;消極心理有對傳統的依附和盲從、事不關己心理、政治冷淡心理、狹隘的功利心理以及保守心理。[13]也有人指出農民的積極性政治心理有自由意識開始確立、參與心理萌芽、政治人格形成、法制觀念構成、開放心理重構;消極心理主要有民主意識差、尚有依賴心理、家族中心心理、變態的權力觀、懷舊心理、缺乏整體觀念和危機意識。[14]還有人從逐步全面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加快農民的政治社會化進程、轉變黨風和社會風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以及通過改革開放、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等方面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優化途徑進行了論述。從前可知,論者對農民積極和消極政治心理進行了梳理,內容稍有重復,但前述文章大多沒有基于實地調查就對農民政治心理進行梳理,以致對其政治心理概括不很準確。

  2、青年群體政治心理研究。學者比較關注青年群體政治心理研究,成果也較多。1989年以后社會及有關研究機構、新聞機構對青年政治觀念、政治心理加強了調查研究,學術界運用現代社會調查技術的能力也逐步提高。1994、1995、1996連續三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與《中國青年報》報社對中國青年政治社會化問題,特別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國家民族意識問題進行了三次大的調查活動。中國青年報在1995年先后刊發了《中國城市青年評價1994》(1月21日)、《〈中國青年看世界〉讀者調查統計報告》(7月14日)、《中國青年眼中的外國》(7月22日)對青年的國家、民族意識進行了梳理。這些材料成為《成長中的中國——當代中國青年的國家民族意識研究》一書的重要材料來源。該書指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青年一代,特別是普通青年的政治心理發生了變化,普通青年中民族情緒有了上升趨勢,相應的對中國現實的制度與政權的認同感也有所增強。”[15] 1996年上半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國20個省開展了“青年思想道德文化發展狀況”調查,受調查青年達5萬人。此調查顯示近八成的青年是愛國的和比較愛國的、對政治活動比較感興趣。[16] 1997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國10省(市)進行的兩次青年政治心態調查,也顯示了相似結果。[17]中國青年總體政治心理特征是“政治心理層次上,情感認同強烈;關注現實,易受引導與主流輿論影響;青年群體的政治與社會認識的理性程度不高;低齡青年的民族、國家情感和觀念面臨更大的沖擊,有減弱的趨勢。”[18]

   對大學生政治心理的研究是近年來學者較為關注的領域。對大學生政治觀的調查早在1994年就有,該調查顯示大學生對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很高,七成以上的大學生認為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九成以上的大學生認為它帶來了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19]在對浙江省300余名大學生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徐根清于1994年指出大學生的政治心理主要有:“‘順民’與公民兩角色兼而有之;自豪感與自卑感一并存在;期望政府給予平等待遇但又極少期望他們給予迅速的反應和關照;想參與政治,但又缺乏參與的經驗和信心,政治能力不高;信仰中國共產黨,但疑慮也不少。[20]有人對90年代大學生總體政治心理特征進行了概括:政治思想上已由原來的不成熟走向逐漸成熟;政治熱情由過熱偏激轉向冷靜思索;政治素質比80年代學生有明顯提高;在政治觀念上基本樹立起無產階級政治觀(包括階級觀點、民主觀點和法制觀點);在政治態度上,參與意識強烈,能自覺地端正自己的政治方向,比較注重聯系社會生活的實際;在政治評價取向上,基本上能運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作斗爭;堅持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在政治行為上,由自發性轉向一定的自覺性,由偏激片面型轉向冷靜成熟型。[21]朱立人在《大學生政治心理特征分析與研究》(2004)里對大學生政治心理的成因進行了更為詳細地論述,是目前對大學生政治心理研究最系統的論文之一。

  3、公務員群體政治心理研究。 從1993年開始出版的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已連續出了13年,在每冊里都有專家就黨政干部對社會基本形勢看法的調查報告。這能反映部分公務員的政治心態。調查表明:黨政干部對今后一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的前景超過90%的人“充滿信心”和“比較有信心”;保持社會的進一步穩定有賴于“保持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失業問題是我國特別要注意解決的首要問題;對2004年改革最為關注的是政治體制改革;而“擴大黨內民主”則是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效的決定性因素;“保持社會穩定”是推進改革順利進行的決定因素。[22]從上可見,黨政干部的政策認同程度較高、對政治改革保有信心、政治心態穩定,也熱切希望政治體制改革能夠加快速度并取得成效。另據中國社會科院“當代人民內部矛盾研究”課題組對干群之間關系的調查表明“黨政干部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之一。”[23]這能從側面證明黨政干部對新政策的支持和擁護。社會藍皮書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黨政干部進行調查,沒側重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進行考察,未完全反映黨政干部的政治心態,要想獲得公務員全面的政治心態還須專門研究。

  有研究者對司局級公務員的心理狀況進行了分析,表明司局級公務員心理的特征是權力動機較強,對失敗有較強的承受力,但成功進取心不夠強,風險決策意識較弱,親和動機中等;政治上比較成熟,情緒穩定,現實感較強,但不夠活潑,創造力差,環境適應性差,過于冷靜,缺少熱情。[24]這一研究僅側重于普通心理而未側重政治心理,但我們依然能看出司局級公務員政治心理的成熟度和趨于保守的政治心態。也有研究者對某地區(吉林省長春市)的公務員心理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分析表明公務員希望改革的心理非常強烈;59.1%的人認為行政效率“太低”;部分公務員認為機構改革具有艱巨性,大部分認為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但不少公務員在看待人員分流時擔心受“關系”和“人情”因素的影響;接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觀念仍較為困難。[25]這一調查反映出公務員期望改革、提高效率、公平競爭的積極政治心態,也能反映公務員群體中的人情和關系等政治亞文化根深蒂固。從上可見,公務員群體政治心理研究較分散,主要以論文形式針對某一層級、某一地區的研究出現,且大多從社會學、心理學角度進行研究,對該群體進行系統政治心理研究比較缺乏。

  此外,國內學者還對工人群體、軍人群體、知識分子群體的政治心理進行了少量研究,主要論文有《社會轉型時期國民不同層面的社會政治心理分析》(《理論探討》1997年第4期)、《優化軍人政治心理的理性思考》(《軍隊政工理論研究》1999第4期)、《論構建當代軍人政治人格的合理途徑》(《軍隊政工理論研究》2002第5期)等。

  (三) 微觀層面的個體政治心理研究

  目前,個體政治心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偉大歷史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代表作品有王蓓的《孫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孫中山關于政治心理的思想探析》(《政治學研究》1997第3期)、《論孫中山的政治心理思想》(《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蕭延中的《晚年毛澤東》、《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與中國近現代政治文化》、朱志敏的《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文化》(《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6期)等。王蓓的研究表明孫中山不僅對于政治心理的發生、特征及其功能有自己獨到的闡釋,而且還對國民傳統人格中的負面因素如權力崇拜、等級依附的“奴隸人格”、“悲觀心理”及“顧慮之念”“畏難之心”太重、只有家族和宗族觀念而無“國族”觀念以及對國家和政治疏離無知等進行了分析。孫中山還積極提倡樹立新的現代國民人格觀包括樹立新的國民道德、形成“科學互競”良好智識、養成自由平等自主自治的主人人格、善于合作互助的精神以及以社會價值為核心的成就取向。王蓓指出孫中山博大精深的政治心理思想對于重構中國政治文化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26]美國學者威廉?H.布蘭察德的《革命道德——關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也辟專章對孫中山的革命政治心理進行了獨到地分析。朱志敏的研究表明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偉人,與其家族及他本人希望成為政治偉人的政治心態有很大關系, “修齊治平” 的傳統心態對毛澤東成長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27]著名政治學家路辛?派伊在《毛澤東:領導者》中根據毛澤東提及自己有猴性與虎性,對毛澤東具有中國革命領袖的政治人格進行了深入剖析,這一研究亦有濃厚的政治心理學背景。[28]

三、問題與建議

  國內政治心理研究起步較晚,加上從事該工作要求研究者具有跨學科的綜合能力,因此,政治心理研究還存在不少問題:其一,研究范圍狹窄,無論是宏觀層次、中觀層次還是微觀層次比較缺乏精品力作;其二,將心理學方法用于政治學研究仍較古板,大多論著局限于基于歷史文獻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較少,將二者結合起來對某一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論著更為少見;其三,研究成果不能反映因中國迅速改革帶來的政治心理急速變遷的文化景觀。對個別社會群體、歷史偉大人物的研究還不深入,尤其是對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心理研究十分欠缺;對中國傳統政治心理研究、當代政治心理研究也較為薄弱。其四,從政治心理與政治行為互動角度研究的論著較少。研究政治心理勢必要涉及政治行為的研究。政治心理影響和引導著政治行為,而政治行為又反過來影響政治心理。其五,缺乏對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政治心理變遷的考察。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社會變遷的動力加速器,在這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中,人們的政治心理無疑會發生巨大變化,對此進行恰當剖析的政治心理論著還沒有。

  針對政治心理研究存在的問題,必須采取積極措施努力改變這種局面。首先,重視政治心理研究是前提。對當代群眾及其執政黨本身進行政治心理研究有利于了解群體政治心態,對制定宏觀政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蘇共失去執政位置部分是因為忽略了對執政黨本身及其群眾的政治心理進行深入研究。[29]其次,加強政治心理學研究人才的培養是基礎。國內心理學和政治學學科都取得了較大發展,屬于交叉學科的政治心理學人才培養一直處于尷尬局面。著眼長遠加強對政治心理研究人才培養是推動中國政治心理研究的基礎工作。再次,結合中國國情建設“本土化”政治心理學。中國處于全面變遷之中,政治心理變遷無疑豐富多彩,從中國實際出發采用定量定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探究中國政治心理發生發展的特殊規律,構建本土化政治心理學,是推動中國政治心理研究的目標。一味拿來并非推動中國政治心理學研究的靈丹妙藥,關鍵要靠熟悉中國國情的中國學者投入到研究中去。最后,從各個方面包括項目申報、成果運用、資金支持方面對政治心理研究的支持加大力度。通過科研立項推動科學研究已被證明是成功做法,推動政治心理學研究也可采用這一方式。通過設立重大項目吸引研究者注意力,使其將主要精力投入政治心理研究。這樣會多出成果、多出精品,也能為中國建立民主法治性政治文化創造良好的政治心理氛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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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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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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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張明漱:《中國“政治人”——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38、142至143頁。

  [9]黃建鋼:《政治民主和群體心態》,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

  [10]吳大英、楊海皎:《政治意識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4至75頁。

  [11]葉笑云:《淺論當前中國農民政治心理現代化》,《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第12期。

  [12]嚴榮:《當代農村青年的政治心理》,《青年研究》2001年第2期。

  [13]郭惠川:《淺析我國現階段農民的政治心理的變化》,《成都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14]譚泳鑫:《淺析當今農民的政治心理》,《理論與改革》,1997年第2期。

  [15]房寧、王炳權、馬利軍等編:《成長中的中國——當代中國青年的國家民族意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51頁。

  [16]《中國青少年發展狀況研究報告1996》,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18頁。

  [17]《1997年中國青年社會政治心態》,《中國青年研究》1998年第1期。

  [18]房寧、王炳權、馬利軍等編:《成長中的中國——當代中國青年的國家民族意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26至135頁。

  [19]劉慶龍、張明武:《思想政治上的偏離與期望——首都大學生政治觀的縱向研究報告》,《當代青年研究》,1995年第5期。

  [20]徐根清:《當代大學生政治心理初探》,《浙江林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21]王治永:《當代大學生的政治心理與政治教育》,《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1期。

  [22]謝志強:《黨政干部對2003至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的基本判斷》,《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8至33頁。

  [23]《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5頁。

  [24]李雪峰:《我國司局級公務員的心理素質分析》,《領導科學》,2001年,第6期。

  [25]張紀、付大棚、康莉:《機構改革中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與對策研究》,《長白學刊》,1999年第4期。

  [26]王蓓:《孫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25頁。

  [27]朱志敏:《中國共產黨與20世紀中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

  [28]王樂理:《政治文化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1頁。

  [29]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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