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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意識”考察:一種解讀路徑
作者:屈從文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21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本文從三個層面的內容來考察“臺灣意識”:一是原生形態,表現在臺灣的地方意識,漢民族意識和儒家文化上;第二是悲情意識,臺灣在歷史上一直不被重視,數度被外來勢力統治,形成臺灣民眾的被遺棄感和“孤兒意識”,近來由于島內臺獨施力煽動的對大陸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努力的仇恨在臺灣民眾中造成新的“悲情”;第三是優越意識,它主要建立在“皇民意識”、“臺灣經濟奇跡”和“臺灣民主”基礎之上,還有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優越感。臺灣民眾中存在的“臺灣意識”的三種形態,為臺灣當局和臺獨勢力使“臺灣意識”成為“臺獨意識”提供了條件。
關鍵詞:臺灣意識;原生形態;悲情形態;優越形態

  “臺灣意識”是當下臺灣的一個熱門詞語,臺灣當局幾乎所有政要在言論和政治演說中都會提及,是臺灣一些政治勢力獲取選民支持和政治資源的重要價值符號。“臺灣意識”的逐步興起和引起眾多關注始于20世紀80年代“臺灣結”對“中國結”的論戰。首先介入這一論戰的是文學評論家、歷史學者或政論家,用以評價作家、作品、歷史人物或當代臺灣的政治人物。進入90年代后,關于“臺灣意識”的討論范圍進一步擴大,社會學、政治學者也開始加入研究的行列,其內涵和精神實質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惡意鼓動,圍繞“臺灣意識”的論戰的政治含義越來越深厚,帶有強烈的對兩岸統獨的政治取向背景,對兩岸關系造成直接影響。“臺灣意識”“已成為臺灣近二十年來成長最快且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意識”,[1]它的發展狀況對兩岸和平統一前景有密切影響,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

  關于“臺灣意識”問題的研究,大陸學者較少涉獵,在1999年在澳門召開的“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研討會上,不少大陸學者和臺灣學者一道集中參與了“臺灣意識”的討論,大陸學者的論述較多的從維護國家統一、維系兩岸血脈聯系的角度展開。[2]大陸的臺灣問題研究者辛旗曾經在論述中提到:所謂“新臺灣人意識”,是將歷史上的“悲情意識”與現實中的“被打壓感覺”與建立“生命共同體”結合起來。[3]參與“臺灣意識”論戰的主要是臺灣的學者以及一些臺灣當局的政要。在島內,有關“臺灣意識”的討論非常熱烈,對于“臺灣意識”的具體內容,不同人的看法和表述大相徑庭。[4]

  總體來看,“臺灣意識”是一個包含多個方面內容的集體認同體系,它的內涵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出不同的形態。本文無意對什么是“臺灣意識”進行嚴格的界定,只準備從它的三個形態路徑考察“臺灣意識”,對“臺灣意識”做出一種解讀。

  “臺灣意識”第一種形態可以稱之為它的原生形態,是臺灣一直以來就具有的意識形態,并和臺灣的歷史和現實相伴隨始終。它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

  中國地方意識:臺灣和早就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和中國其他一樣,臺灣在歷史上也形成了作為中國一個地方的局部意識。在明清時期,臺灣作為福建省漳州、泉州的一部分,乃至臺灣建省以后直到日本割占臺灣,“臺灣意識”主要的是作為中國地方意識的“漳州意識”、“泉州意識”或者是“閩南意識”、“客家意識”等。1885年臺灣建省,沒多久便被日本割占,但在大多數臺灣民眾心中,臺灣依然是中國的一部分。直到1939年,日本殖民者還不得不承認,臺灣“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擺脫,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5]光復后,臺灣回歸祖國,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臺灣意識”只是中國地區意識的一種形態,和中國其它地方的局部意識形態,如“湖南意識”、“江蘇意識”等并沒有本質區別。這種意識實際上也就是“住民意識”、“鄉土意識”或者“省籍意識”。而在中國大陸民眾看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地方意義上的“臺灣意識”,如果說和中國一般的地方意識有所區別,充其量也就是可以和“香港意識”、“澳門意識”[6]相提并論。

  漢民族意識:臺灣的民族結構中,98%的居民是漢族,同為炎黃子孫的血緣關系帶來的認同感是維系臺灣和大陸往來、親近的最重要因素。漢民族在過去的5000年中創造了光輝的文明,對漢民族的認同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凝聚沉淀起來,為兩岸華夏兒女引以為豪,其所起的經久作用將繼續在兩岸維系不可割斷的聯系。即便是臺灣的少數民族,他們也早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大集體之中,他們大都說漢語方言,使用漢字,中華民族意識可以涵蓋之。“中華民族的認同早已凝固,無需什么人來強化……并深印在臺灣大多數人民的內心深處。”[7]

  儒家文化意識:臺灣文化是整個儒家文化圈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由于國民黨敗退臺灣以后,一些傳統文化精英隨同前往,臺灣當局對傳統文化比較重視,使得臺灣的儒家傳統文化積淀比大陸更為深厚。盡管近年來臺獨分子對于傳統文化采取各種方式排斥傳統文化,如將閩南語引入教育體系,用原住民文化重新建構新文化等,試圖達到使“臺灣文化”區別于中國大陸文化的目的,但面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臺灣文化擺脫不了中華文化一部分的圈子,這種努力最終只能是徒勞無益的。

  第二種意識形式可以稱為“臺灣意識”的悲情形態,它是近現代歷史上臺灣特殊的悲慘遭遇的產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沒有任何一塊中國領土經歷了臺灣如此坎坷的命運,臺灣民眾在這反反復復的分合中經歷的痛苦也是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們所難以體會的。

  在被大規模開發前,臺灣往往是那些在大陸受到壓迫的底層民眾的逃難之所,歷史上臺灣的先民懷著滿腔的悲憤來到臺灣,而且無時不希冀回到大陸。17世紀,臺灣先后被西班牙和荷蘭殖民者占領,臺灣民眾在整個中國首先體驗了被西方殖民的痛苦感受。因而在鄭成功收復臺灣時,臺灣民眾積極響應,成為鄭成功收復臺灣的重要支持力量。至此之后,大陸漢族人才大規模移遷臺灣。然而,臺灣民眾剛剛從殖民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很快由于中國政權變更的事實已經無法改變,鄭氏政權成為中國的地方割據政權,旋即被清政府收復。收復臺灣的清政府對臺灣并不重視,在清政府看來,臺灣只不過是一塊蠻荒之地。1895年,甲午戰敗,臺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淪為飽受歧視的“二等公民”的時代。在日本殖民者面前,臺灣人處處感到自己低日本人一等,甚至還低于在臺灣的朝鮮人,那些回到大陸的臺灣人,在大陸也遭受歧視,甚至引起各種懷疑,招致非難,吳濁流的“亞細亞孤兒”的困惑是此時臺灣民眾悲情意識的最佳注腳。“臺灣意識脫離中國范圍內的地方意識,應自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臺灣開始。”[8]可以說,“臺灣意識”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帶有很深的悲情痕跡。

  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光復,臺灣民眾歡呼獲得解放,其對回歸歡呼之熱烈實在讓人感動異常。但是,由于國民黨當局在接收臺灣過程中,自以中央的姿態俯視臺灣民眾,甚至有些人認為臺灣同胞是異族、思想中了日本毒素、不再是“純種”的中國人,臺灣就好像是傳統中國文化中已經不再貞潔的婦人,因此鄙視臺灣民眾。有意無意間,國民黨的在臺政策惡化了臺灣人由于半個世紀割裂帶來的對祖國的陌生感,在國民黨臺灣當局和臺灣民眾之間釀成敵意,最終導致了“二·二八”這種嚴重事件發生,臺灣同胞短暫的喜悅很快被對國民黨當局的失望和憤怒代替,在臺灣民眾中形成了“臺灣人=被統治者/外省人=統治者”的印記。島內的“臺獨”勢力也正是在經歷這次事件以后開始形成。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大量國民黨軍政人員遷臺,國民黨當局不斷進行“反攻大陸”的教育,將臺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占人口15%的國民黨遷臺人員借著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反攻大陸”、“捍衛自由”等理由,長期控制黨、政、軍等國家機器,儼然成為世襲貴族階層。臺灣民眾對日本殖民者壓迫的悲情被對國民黨腐敗和高壓的悲情取代,由于面臨島內蔣介石的政治高壓,臺獨勢力在海外,先是日本,后是美國開始活躍起來。臺灣民眾的“出頭天”情緒也是在這一時期醞釀形成,只要有機會,這種情緒就會迸發出來,而且,在一開始的時候,這種情緒會是非理性的,臺灣民眾在陳水扁毫無政治建樹的情況下依然支持他,實則源于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兩岸處于高度的敵對狀態。進入90年代后,面對臺灣分裂勢力的發展,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打擊臺獨,爭取統一的行動。應當承認,在過去20余年間的對臺政策上,由于經驗的缺乏和對困難的估計不足,一些策略存在缺陷,在行動上有些急于求成,對臺灣同胞沒有釋放出足夠的善意和尊重。為打擊臺灣分裂勢力,大陸加大了“不放棄武力統一”、“必要時封鎖臺灣”之類的宣傳和準備力度,在一些臺獨分子的煽動下,一些個別事例,如大陸部署在沿海的導彈,被臺灣當局的某些勢力利用,作為大陸欺壓臺灣的“罪證”,在臺灣民眾中造成新的“悲情”。這給和平統一政策造成的形勢就是,如果大陸對臺政策不充分考慮臺灣在近現代歷史上特殊遭遇所形成的深切悲情,將很難爭取島內民心。

  “臺灣意識”的第三種形態是它的優越形態。這是臺灣當局和臺灣學者在提及“臺灣意識”時刻意回避但事實上又無所不在的形態,歷史上的“皇民心態”其實就包含有某種優越感,在臺灣取得“臺灣經濟奇跡”與“臺灣民主”之后,加之某種程度的文化優越感,臺灣意識中的優越形態凸現了出來。

  臺灣被日本割占后,臺灣民眾對日本割占臺灣進行了英勇的反抗,但終因為力量相差懸殊,這些反抗最終被鎮壓下去,臺灣民眾被迫接受日本的殖民占領。由于臺灣的經濟基礎較好,加上優越的位置,在殖民期間,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進行了一些殖民建設,到光復時,臺灣的平均發展水平超過了大陸。有了這個基礎,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推行的一系列“皇民化”教育就有可能為一些臺灣民眾接受,在臺灣一些民眾中培養起“皇民意識”,這種意識認為,中國代表的是落后,日本及其統治下的臺灣優越于“支那”,一些皇民“一直自詡為效忠天皇的子民,瞧不起支那的骯臟落后。”[9]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出于反共的需要,并沒有對這種“皇民意識”進行清算,“皇民意識”也就在臺灣一直流傳下來。號稱臺灣文學代言人的葉石濤在其《臺灣文學史綱》日譯本發行時說:“我真正的祖國是臺灣,但我內心的故鄉是日本。”[10]這種優越感刺激一些臺灣人拼命詆毀大陸,詆毀中國,而對日本則吹捧有加,其中一些極端的臺獨勢力在這個問題上可謂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境地。[11]

  如果“皇民意識”還只是在臺灣歷史意識中潛流的話,那么在取得“臺灣經濟奇跡”和成功“民主化”之后,由于臺灣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相對于大陸有一定優勢,而且,在傳統文化的保留方面,大陸民眾的平均中國文化功底要遜于臺灣民眾。在將各個方面與大陸進行對比的時候,一些臺灣自然而然的認為臺灣優越于大陸,“優越意識”成為“臺灣意識”中的一個顯在內容。臺灣民眾為取得的進步自豪是正常的事情,但是這種情緒一旦被臺灣當局有意識的加以塑造,便很自然的成為激勵臺獨勢力爭取“獨立”的重要精神動力。“臺灣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后,臺灣漸漸走向世界,而脫離中國。……民主化和臺灣化帶來新機運,……加深人生意義的思索和文化的創造,臺灣新文化漸具雛形。”從而可以“挑戰中國、創造新局、邁向世界,正形成一股新生力量,形塑臺灣、改造臺灣。”[12]

  李登輝曾經歸納出他眼中的“中國人”的特點:專制、封建、貧窮、落后、殘忍。[13]他一度宣揚要與大陸爭取漢人正統地位,說在臺灣的中國人是“比中國人還來得漢人”。他提出的所謂“新中原論”聲稱要使臺灣在中國文明的發展中,“躍居為最先進的新生力量,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14]其所謂“追求共同發展”,“確立對臺灣的認同”的“新臺灣人”,在本質上也包含優越感的成分。甚至一些本來出于批評中國人,希冀達到改造國人弊病的說辭,如柏楊的中國“醬缸文化”說,也被臺獨事例用來貶抑“中國人”,詮釋臺灣優越性,不經意間起到了“促獨”的作用。

  此外,在臺灣當局竭力爭取美國庇護和扶持,拉攏日本的背后,也不難發現優越感的痕跡。在臺灣當局的一些人看來,親近美國不僅僅是利益和安全的保障,而且也是向“文明與進步”看齊,而與大陸統一的話,在他們看來,則是與“落后和專制”為伍了。“臺灣已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已有足夠的條件且有資格邁向福利國家之路,但是若以虛幻的‘中華民國’(言大陸與外蒙古)來看,其平均每人國民所得還不到六百美元,是一個發展中國家。”[15]有了這個思想基礎,去“中國化”,追求臺灣“獨立”,則是“追求文明與進步”的名正言順的事情了。民進黨執政以后,民進黨當局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在各種場合和言論中有意去掉“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刻意強調“臺灣人身份”。經常掛在民進黨當局口上的所謂“認同口號”就是“臺灣優先”、“臺灣精神”、“臺灣主體”、“臺灣命運共同體”或“臺灣生命共同體”等,甚至是象征被殖民屈辱歷史的詞語如“福摩沙精神”也成為當局的至愛。由此,也就不難理解陳水扁20041120赴澎湖主持紀念荷蘭侵占澎湖四百周年時,竟然對殖民者歌功頌德,贊頌荷蘭人當年入侵臺灣對臺灣做出“貢獻”,稱這是臺灣與世界接軌的開始,“令臺灣歷史寫下嶄新一頁”。

  上述的三種形態可以說基本概括了臺灣流行的“臺灣意識”的基本內涵。原生形態的“臺灣意識”是“臺灣意識”的最基本組成部分,最久遠也最深厚。臺灣之所以在與大陸經歷幾次分合,此次分離已經長達50余年之后,仍然能夠維系“血濃于水”的情感,實則源于兩岸擁有共同的原生意識的維系。臺灣在近現代的遭遇可謂歷盡坎坷,在整個中國獨一無二,在一些臺灣民眾看來,外國殖民者不能平等對待自己,因為各種原因,本國同胞對自己也是多有非難,利益和情感得不到公正的對待,在臺灣同胞中萌發了只有自己才能照顧自己的念頭,這種形態的“臺灣意識”是隨著近現代臺灣的特殊遭遇所形成的特有意識形態,如果這種情緒被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加以利用,不可避免的就成了“臺獨”思想的溫床。而臺灣經濟和“民主建設”取得的成績,使得臺灣一些民眾在將臺灣的發展水平和大陸進行對比的時候,不自覺的產生優越感,這種形態的“臺灣意識”是伴隨臺灣經濟騰飛和“民主化”而來的一種形態。由此產生的優越感的放大,就是要求將臺灣和大陸區分開來,擺脫所謂落后和“專制”,趨近“文明和進步”。

  臺灣民眾中存在的“臺灣意識”的三種形態,為臺灣當局和臺獨勢力使“臺灣意識”向“臺獨意識”演化創造了條件。從臺灣島內“臺獨意識”發展的軌跡來看,臺獨勢力有選擇的從這三個角度對“臺灣意識”進行有利于“臺獨”的塑造。臺獨分子明白,要想達到目標,就要割斷與大陸及傳統的聯系,原生形態的“臺灣意識”則是實現他們目的的最大障礙,而悲情和優越感是使臺灣區別于大陸的武器,同時也是強化新“主體認同”的兩個最有效手段。他們的思路就是利用悲情意識和優越意識,從思想觀念入手,以臺灣歷史上的“悲情”、現實面臨的“困境”和政治、經濟、文化上某種程度的優勢為手段,抹煞原生形態的“臺灣意識”,突出臺灣和“中國”的分野,挑撥臺灣民眾對“中國”的感情,最終以臺獨化的區域認同、文化認同、共同心理取代中國化的認同,為其構建新的“臺灣民族”與“臺灣共和國”的行徑創造條件。

  “如果兩岸人民間的情感深厚,任何力量都不能阻礙中國的統一;反之,如果兩岸人民缺乏一種相扶相持的意愿,就算以武力勉強統一,也無法避免中國再度走向內斗分離的道路。”[16]“臺灣意識”向“臺獨意識”的演化,為兩岸關系和中國和平統一投下了濃重的陰影。這種有意識的將“臺灣意識”建構為“臺獨意識”的舉動,正在割裂臺灣與大陸的內在聯系,使臺灣與大陸之間漸行漸遠,讓人憂慮的是,“臺獨意識”已透過歷史、文化領域逐漸進入臺灣民眾的意識之中,特別是青少年的思想意識中,其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觀念已有開始從“中國”、“中華”轉向“臺灣”的趨勢。如果聽任臺灣當局的“臺灣意識”建構舉動的發展,將對和平統一的努力造成損害,一旦其通過建構“臺灣意識”的努力達到建構所謂“臺灣民族”的目標得逞,中國和平統一的前景將變為不可能。因此,大陸和平統一的努力,將不僅包括政治、軍事、外交的努力,對臺灣同胞釋放足夠善意和對其悲慘遭遇表示理解與尊重,加速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提高政治經濟文明水平,更好的弘揚傳統文化,在臺灣民眾中爭取認同感和向心力更是一項長遠之計。

注釋:

  [1]曾健民:“臺灣意識辨析”,載夏潮基金會:《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頁。

  [2]相關論述都收入會議論文集,請參見夏潮基金會:《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版。

  [3]辛旗:《時代悲情·文化變遷·兩岸關系》,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頁。

  [4]對于這個問題,在臺灣學者中,比較典型的看法有:郭洪紀認為:臺灣意識是以區域主義特征為內涵,表現為“住民意識”、“鄉土意識”、“省籍意識”、“命運共同體意識”、“住民自決意識”和“臺獨意識”的相互交纏。參見郭洪紀:《臺灣意識與中國情結》,臺北:慧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61頁。虞義輝認為:“臺灣意識”有三種形態:臺灣獨立意識、中國統一意識與臺灣自主意識(維持現狀)。參見虞義輝:《臺灣意識的多面向》,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版,第274279頁。臺灣學者施正鋒認為:臺灣意識就是“感覺到自己是臺灣人的意識”,也就是“臺灣認同”或是“臺灣人認同”。他根據原生、結構、及建構三個面向,將臺灣意識解構為漢人血統主義、華人文化主義、反日本殖民主義、反外省人族群主義、官式民族主義及獨立建國意識六種成分。參見夏潮基金會:《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6291頁。黃光國認為:“臺灣意識”是生活于臺灣地區的民眾自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政府機構基于某一特定動機所制定的意識形態。參見黃光國:“臺灣結與中國結的社會心理分析”,載楊青矗編:《臺灣命運中國結》,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年版,126-130頁。

  一些臺灣當局的政要對這個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謝長廷認為:理論上,“臺灣意識”至少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一為“省籍意識”,通常指相對于“外省人”或“大陸人”的“本省人”或“臺灣人”意識,它強調的是“出身血統”。一為“住民意識”通常指相對于“大陸人民”的“臺灣住民”意識,或相對于“中國意識”的“臺灣本土”意識,它強調的是“所在土地”。參見謝長廷:“新的臺灣意識和新的臺灣文化”,載楊青矗編:《臺灣命運中國結》,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年版,142-146頁。

  [5]日本《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編》總序,轉引自郭炤烈:“臺灣意識的歷史軌跡”,載夏潮基金會:《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42頁。

  [6]在大陸中國人看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香港、澳門與大陸普通省級行政區域有顯著區別,在說到“香港意識”或“澳門意識”的時候,大陸民眾的反應是這兩個地方和其他地方的地方意識是不一樣的,是中國地方意識中特殊的一種形式。

  [7]虞義輝:《臺灣意識的多面向》,第268頁。

  [8]王曉波:《臺灣意識的歷史考察》,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3頁。

  [9]石之瑜:《墮落與瘋狂——民進黨的黨國文化》,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10]王曉波:《臺灣意識的歷史考察》,第283頁。

  [11] 1995年,《馬關條約》簽訂100周年之際,呂秀蓮、邱垂貞等民進黨“立委”來到《馬關條約》簽署地日本春帆樓,“紀念改變臺灣命運的歷史大事,并提醒世人,一百年前臺灣已脫離中國。”參見章念馳:“觸目驚心的分裂勢頭——臺獨近況綜述”,載章念馳:《兩岸關系與中國前途》,香港: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頁。200544,臺灣團結聯盟主席蘇進強率該黨訪日代表團到東京的靖國神社參拜,成為首名參拜這個神社的臺灣政黨黨魁。他宣稱以臺灣人和臺灣本土政黨的立場,對二戰期間被日本軍征召陣亡而被奉祀在神社內的約28000名臺灣人及為國犧牲的日本人表示敬意。

  [12]此為臺灣“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張憲炎的言論,轉引自章念馳:《兩岸關系與中國前途》,第1617頁。

  [13]石之瑜:《墮落與瘋狂——民進黨的黨國文化》,第2頁。

  [14]李登輝:《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7778頁。

  [15]王涂發:“從福利國家理念看臺灣的國家認同危機”,載施正鋒:《民族認同與臺灣獨立》,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

  [16]虞義輝:《臺灣意識的多面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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