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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學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反思與超越
作者:屈從文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21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今天的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對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懷有一種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但從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生成和其近代以來在中國的歷史建構來看,它只是一個歐洲特性的國際觀念以歐洲的全面優勢為后盾,隨著歐洲的全球擴張而擴展到全球,成為全球主導性的國際觀念。作為主權國家體系觀念被動接受者的我們,如今比作為原創者的西方更強調主權的“神圣性”、“普世性”,這是中國國際政治學中不易察覺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支配下,中國國際政治學面臨雙重邊緣化的境地:既被整個國際政治學界邊緣化,也被本國其它社會科學邊緣化。要擺脫這種困境,中國國際政治學界有必要從國際政治學的核心價值出發,在追求本學科核心問題的基礎上實現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廣泛對話,實現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
關鍵詞:國際政治學;西方中心主義;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普世性

  在一次會議上,有一位老師曾向筆者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國際體系是否是主權國家體系?”對此,筆者作了這樣的回答:“在國內外的國際政治和國際法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體系是主權國家體系,并產生了國際法。[1]但在我看來,這是一種以現代標準去審視古代事物,以西方視界來衡量中國問題得出的結論。雖然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國際體系具有類似主權國際體系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因此認定那時候的國際體系就是主權國家體系。在歐洲歷史上,羅馬帝國和歐洲中世紀基督教一統天下的時期,歐洲的國際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中國一統天下的天朝體系。但如果我說,羅馬帝國時期的國際體系是天朝體系,大家都會覺得很荒謬。但兩種判斷其實是同一性質的問題。而且,羅馬帝國和天朝還都是前現代的國際體系,而主權國家體系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體系一個是現代的,一個是古代的。前兩者的相似性可以說還要大于后兩者,但為什么我們對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體系當作主權國家體系視若平常,而對將同一性質的把羅馬帝國視為天朝體系當成荒謬絕倫呢?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體系不是主權國家體系,也不同于標準意義上的天朝體系,至于如何定義它,則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之所以會有眾多學者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體系視為主權國家體系,問題的核心在于當前國際政治學界和國際法學界將源自于西方的主權國家體系視為理所當然的‘普世性’國際體系,我們習慣于以這一“普世性”國際體系為標準,去審視別的非主權國家體系。而且,作為被動接受者的我們,已經太習慣于以源自西方的事物來衡量非西方世界的事物,已經不能察覺到自己觀念中西方中心主義的無形存在,喪失了對西方知識基本的反思能力。西方中心主義也是通過這一途徑確立了其在國際政治學中‘霸權’的地位。”

  近代以來西方的強勢地位,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在學術研究中,西方的話語、價值觀同樣處于無所不在的霸權地位。由于現代學術的基本概念和規范大都源自西方,可以說,西方中心主義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幾乎所有現代學科。用薩義德的話來說就是,“西方與東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霸權關系。……它很好地體現了東西方之間力量關系的模式,體現了在這種力量關系模式影響下產生的論說東方的話語模式。”[2]自上個世紀70年代起,部分西方學者開始對西方價值體系進行反思,形成一股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浪潮。雖然反西方中心主義成為當下潮流,但要給反西方中心主義下一個精確定義并不容易,然就其大意而言,無外乎反對單純以西方之眼界觀察世界,反對自賤于西方的文化卑微觀和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其本質是反對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崇尚文化的平等和多樣性。這一浪潮興起后,很快席卷了人文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引起西方和非西方學界的普遍反思。在國際政治學領域,一些西方學者首先指出了國際政治學領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例如,布贊和利特爾就曾明確指出,“毫無疑問的是,人們一直以來正是從以歐洲為中心的視角來研究國際關系的”。[2] 

  目前,在一些學科,如歷史學,中國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潮流已經蔚為大觀,但在國際政治學領域,西方中心主義問題迄今沒有引起中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反思。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引起中國學者反思的學科在中國本來就有與西方學術基本對應的學科門類和傳統源流,國際政治學無論基本概念還是學術規范,皆源自西方,幾乎是一門純粹西方式的學科。如果再更準確一點地說,中國的國際政治學是源自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說的那樣: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4]而且,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又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當前國際社會中占壓倒性優勢,西方在國際政治現實中的優勢對其國際政治學理論上的優勢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強化作用,“形勢比人強”[5]。加之西方學術本身是一個色彩斑斕的復合體,有各種不同甚至對立觀點的交鋒與碰撞,要分辨隱藏在這些不同甚至是對立的觀點之后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就更不容易了。這樣一種理論和現實狀況,使得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學者對國際政治學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缺乏反思就不難理解了。聯系文章開頭筆者被問及的那個問題以及所作的回答,可以認為,在國際政治學領域,西方中心主義對中國國際政治學界有著很深卻又不易察覺的影響。

  對國際政治學領域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本文不準備從文本分析的角度著手,一一列舉其具體表現,而準備直接從國際政治學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最集中反映國際政治學中西方中心主義的主權國家體系觀念著手。章開沅先生曾經將西方現代國際秩序概括為“國家主權”觀念、“國際法”原理和“均勢”政策三大支柱。[6]現代國際社會正是以這些支柱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人們對現代國際社會的認知也是建立在三大概念的基礎之上。筆者以為,如果要更全面一點的概括的話,除這三大概念之外,現代西方國際觀念還包括對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認知,對現代國際制度和外交制度的接受,等等。但從根本上來說,現代國際觀念是圍繞主權觀念而生的一整套國際觀念體系,因而也可以稱之為主權國家體系觀念。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是當今國際社會基本的、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觀念。國際政治學者研究國際政治學,一般都會以主權國家作為出發點,這樣長期形成的一個印象是,主權國家體系似乎成了一個不證自明的“普世性”真理。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陷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筆者希望借助反思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在中國近代“普世性”的歷史建構,揭示其偽“普世性”,進而探討國際政治的普世性價值和中國學界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之道。

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普世性”在中國的歷史建構

  近代以前的東亞,中國占據文明中心的位置,“‘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及發展為基軸而形成的。”[7]就國際體系而言,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體系。自秦漢開始,中國的強大實力在東亞地區變得突出,逐漸將原來局限在中國境內的藩服制向東亞地區擴展。周邊國家亦開始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向中國進貢,逐步確立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東漢建武二十年(公元44 年),朝鮮第一次來中國朝貢。東漢中元二年(公元57 ),“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8]周邊國家主動來中國進貢,承認中國的天朝上國地位,或出于對中國文明的仰慕,或出于鞏固其內政的需要,或出于現實的經濟利益,自有其內在需求。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中,逐漸建構出一套中國自認為是天朝,周邊國家認可中國這一地位,向中國朝貢的天朝體系和天朝觀念。用今天我們審視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同等的眼界來看的話,天朝觀念在東亞地區也一度“普世化”了。就天朝觀念和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在各自密切交往的范圍內得到認同的程度而言,很難說其中一個觀念的體認程度對另一個肯定地占有優勢。兩者都是特定時代在各自范圍內得到普遍認可的國際體系觀念。不僅如此,在世界其它地區,也存在過各種被認為是“普世性”的國際體系和國際觀念,它們在各自區域內的合法性并不亞于今天主權國家體系在全球范圍的合法性,它們都是人類特定時代、特定國際環境的產物。[9]

  在西方與中國交往的早期,一些西方國家也是接受了天朝觀念的。16世紀后,中國與西方開始經常交往,與西方國家近代以來將土耳其、印度、中國等國家“東方化”的過程相類似的,在中國與西方的交往中,中國一度西方國家“朝貢化”了。16世紀來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巴洛斯寫道,“正如希臘人認為其他民族都是蠻族一樣,中國人說他們有兩只眼睛可認識世上萬事,至于我們歐洲人,在對我們進行傳授以后,我們就有了一只眼睛,而認為其他人都是瞎子。”[10]在近代以前,在中國人看來,天朝體系也“普世化”了。除了程度的差異,這一過程與現代歐洲主權國際觀念體系的“普世化”在性質上并無二致。

  但在近代的歷史進程中,天朝觀念一步步被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取代,而且,后者還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自己的現代“普世性”歷史建構。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在中國的引入和取代天朝觀念,經歷了一個現代“普世性”的歷史建構過程。這一過程,也是非西方世界“現代化”的一部分。“現代化”的結果,西方文化成為唯一歷史的和現實的普遍文化。

  如果認真審視近代中國是如何放棄沿襲幾千年的天朝觀念,并逐步接受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過程,我們會發現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普世性”歷史建構的實質。馬克·曼可爾Mark Mancall曾經說:“所謂的朝貢體系直到19世紀中葉仍然在發揮作用,而且運行良好。”[11]天朝體系和天朝觀念是近代以來在西方優勢和武力下被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取代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慘敗,被迫割地賠款。在慘痛的失敗面前,一些先進分子已經敏銳察覺到他們所面臨的局面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黃鈞宰在1844年就已經敏銳察覺到這種變化,謂之為“古今之變局”,“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贐,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12]徐繼畬在認識到印度等國成為歐洲國家殖民地時也驚呼“此古今一大變局!”在對外觀念上,一些超出天朝體制的觀念,如“中國之外有文明”、“師夷長技以制夷”、“仇外情緒”等開始出現在中國人的對外意識中。雖然這些反常意識只是局部的、個別的,尚未能與天朝觀念相提并論乃至替代它,但是它們已經在本質上區別于天朝觀念。這些意識在中國人對外意識中的出現,主要途徑是借助武力給中國造成的慘痛失敗而嵌入中國人的對外意識之中的。

  此后,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在中國人對外意識中的份量逐漸加重,最終取代天朝觀念成為中國人認識外部世界的主導觀念,直至完成其“普世性”歷史建構。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在此,本文不擬展開論述。但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取代天朝觀念乃至確立其“普世性”,與其最初嵌入中國人對外意識的基本途徑是相似的。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曾經露骨地說到,“不管以這種還是那種方式,也無論我們如何偽裝,我們在中國的地位就是用武力達成的——赤裸裸的,粗暴的武力。”[13]章太炎也說:“以此知近世存生之術,皆由勢不得已而為之,非理有當然而為之也。……今之建國,由他國之外鑠我耳。他國一日不解散,則吾國不得不牽帥以自存。”[14]可以說,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取代天朝觀念,并最終在中國確立“普世性”地位,根本原因是在西方的武力威脅和全面優勢造成的空前危機面前,為應對危機而導致的中國人對外意識的重構。重構的結果,是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在中國的對外意識中確立了“普世性”地位。

  在今天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路徑中,中國國內大致有兩條基本的路徑。一是“帝國主義”模式,或者說是革命模式,[15]另一模式是“現代化模式”。[16]這兩條研究路徑,是中國近代史的總體研究,如果將其投射到國際觀念上,從“帝國主義”模式出發,批駁矛頭對準的是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主權”的侵害,是帝國主義國家侵害中國“主權”,所以它們是我們反對的對象。而“現代化”模式批駁的對象是清政府,它固守“愚昧”的天朝觀念,不接受“先進”的主權觀念,導致中國的落后挨打。

  而海外的漢學界,關于中國近現代的研究,也大致存在兩條路徑,一是美國學者費正清(J. K. Fairbank)總結的“沖擊—反應模式”,認為西方是中國近現代變革的動力,中國在西方的影響下,一步步走向“現代化”。另一路徑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反“西方中心主義”路徑。[17]如果以之看近代中國國際觀念的轉變,前者認為,是西方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主權觀念;后者的認識圖景可能會復雜一些,但也不否認主權觀念體系的“合法性”和“必然性”。 

  上述無論哪一個研究路徑,都預設了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真理性”,認為中國只有接受并應用主權這一神奇“法寶”,才能在國際社會中維護自己的權益。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原有的自認為高于西方的空間意義上的優越感,在西方優勢和武力打擊下,被近代的中國人以一種相對于歷史上中國人的時間上的優越感取代。在這種認識之下,似乎只要中國成為主權國家體系的一員,就給予其作為一個全新的國家支柱,使得原本死的、前現代的天朝一下子注入“還魂丹”,脫胎為“現代”國家。“先進”的西方國際觀念逐步嵌入非西方國家的國際觀念中,將原有的非西方國家的國際觀念掃除得蕩然無存,并“悄悄抹去全部生產過程的歷史痕跡,使知識失去自己的臨時性和目的性,變成某種具有穩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東西。”[18]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在國際社會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也由于近代受西方創傷的歷史記憶太深,對于主權,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和國際政治學者更為看重,甚至特別看重主權的“神圣性”,這無疑“強化了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研究取向”,[19]所以就出現了柯文所說的“怪事中的怪事”:當西方開始對主權國家體系進行反思和有限超越的時候,被強加給主權概念的非西方國家,卻成了主權最堅定的捍衛者,“局外人向一種局內的觀點靠攏;而局內人卻堅持外來因素的極端重要性。”[20]

  在轟轟烈烈的反西方中心主義浪潮中,國際政治學中這個隱藏得最深的西方中心主義之蠹正悠閑地躲在人們不易察覺的陰暗角落里暗暗冷笑。在這個西方中心主義觀念中,“一個基本的謬誤是,像中國、埃及,或者波斯這樣在歐洲國家出現以前就存在數千年的國家,只有通過被十九世紀歐洲所設定的標準檢驗才能取得完全獨立的權利。”[21]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體系當作主權國家體系視若平常,而對將羅馬帝國視為天朝體系當成荒謬絕倫。不少中國學者很“深刻”地反思過近代中西交往中“天朝”的自大,談及這些問題的時候也幾乎無不“痛心疾首”。然而,對于那封經常被目為傳統中國愚昧自大典型的乾隆給英王的信(1793年,乾隆在信中給英國國王“敕諭”曰:“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卻說,只有當這一文獻不再被視為荒謬可笑時,西方人才能理解中國。[22]那我們呢?

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偽“普世性”

  就主權國家體系而言,它在推動等級的世界秩序向形式上平等的世界秩序演進上,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廣大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都是西方列強侵略的受害者,但它們之所以能夠建立各自的國家,并能在國家力量弱小的情況下維持自身的獨立,成為國家社會形式上平等的一員,其主要功績也不能不歸結到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作用。不僅如此,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而言,主權既不是與己毫不相干,也不是一種含有惡意的暴力,而是一個尚未實現的目標。建立主權國家,并使國家在多元競爭體系中立足、發展,依然是當代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任務。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內,主權國家體系仍將是我們必然面對的國際社會基本現實,否定國家主權和主權國家體系是脫離現實的。而且,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是在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于原來長期處于絕對主義之下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國家之間的主權平等還能起到促進這些國家內部人與人之間平等觀念擴散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是具有進步性的,將其作為國際政治學的基本概念,也有充分的道理。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進步性影響了對其“普世性”價值的判斷,進步性與“普世性”被混淆了。由于主權國家體系的進步性和在現實中的主導地位,容易造成一種錯覺,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代表了國際體系”。[23]因為有了主權,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志,國際體系被割裂為前現代和現代兩個部分。主權的“普世性”由于現代和前現代的歷史二分論而被大大加強了。由于國際體系前現代和現代劃分的二分論,原本時間上相繼的國際體系轉化過程,被建構為一種現代的、先進的“普世性”主權國家體系取代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愚昧落后”的國際體系的二元對立模式。這種二元對立在近代以來的非西方國家中,由于面臨迫切的外來危機和急切改變受欺凌狀態的心情,被進一步強化、僵化。而且,由于近代以來第三世界國家力量的薄弱和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落后,容易成為發達國家指責和攻擊的對象,這一狀況更強化了第三世界國家對主權絕對性和至高無上性的信念。也就在這個地方,我們將原本源自西方的,在特定時代適用的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當作不可移易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在今天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界和外交實務中,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外交部發言人一再重申“主權神圣不可侵犯”,英國學者亞當·沃森(Adam Watson)也說:“在聯合國,中國是捍衛其他國家主權的領導者和對它們內部事務干涉的反對者。”[24]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界對于西方國際政治學界一些超越主權的理論探討,有些學者甚至直接上綱上線,斥之為帝國主義的“陰謀”而大加韃伐。作為主權國家體系觀念被動接受者的我們,如今比原創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西方更堅持主權的絕對性,西方中心主義通過這樣一種“被動者”變為“主動者”的過程,最終得以實現。[25]而且,由于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存在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歷史傳統,對外部主權絕對性和至高無上性的堅持很容易延伸到國家內部事務之中,對主權的追求和堅持有可能助長第三世界國家的絕對主義。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主權甚至被當作專制主義和獨裁的庇護傘,成為對抗人類普世價值的工具。  

  要明確的是,主權國家體系的進步性決不意味著它的“普世性”。被西方學界認為是主權研究權威的英國學者辛斯利(FHHinsley)在其著名的《主權》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主權“是一個人們在特定情形下用來將政治權力歸為自己所有或對他人正在行使的政治權力進行平衡的概念。”[26]從其生成的歷史來看,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是歐洲特定歷史和文化的特殊產物。歐洲自其文明發端的希臘時代,就呈現眾多政治實體分立的多元格局。辛斯利所說的“特定情形”,就是歐洲國際體系特有的多元分立格局。整個歐洲歷史,除了羅馬帝國的一段時期外,始終處在多元分立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歐洲國家的安全沒有基本保障,國家的生存和安全成為壓倒一切的需求。國家的安全、獨立在歐洲國家的對外意識中占有第一位的位置。由于長期彼此爭戰,疲憊不堪的歐洲國家有保障國家基本安全的迫切需求,國家主權作為賦予國家基本安全保障的產物應運而生,并為歐洲各國認同。以此為基礎,在歐洲形成所謂現代國際觀念。“現代國家本質上是一種歐洲現象,所以只有依據歐洲的歷史才能解釋之。”[27]“不能否認的是,歐洲在形塑一個世界范圍的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只是一個特例。”[28]只有在歐洲的多元國際體系中,主權觀念才會有產生的需要和可能。主權國家體系觀念與世界其它地區的國際體系觀念一樣,是在各自特定國際形勢下形成發展起來的特定國際觀念,它們彼此之間是平行的。但不同的是,自近代以來,由于西方的強勢地位,歐洲特性的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借助暴力和西方國家的全面優勢擴展到全球。如果近代工業革命不是在歐洲發生,使之具備全面優勢而借助自身優勢將具有歐洲特性的主權國家體系觀念推廣到全球的話,很難說主權國家體系是國際社會的必然歸宿。

  事實上,主權國家體系本身并不見得有多么完美,甚至與其它前現代區域性國際體系相比,也很難絕對說一個比另一個更為優越。它之所以能夠取代其他國際觀念體系,主要是因為與之聯系在一起的西方的經濟、技術、軍事等諸方面的優勢。當我們回首西方主權國家體系支配下的近現代國際社會,那一場場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和人類災難,很多就是以維護“主權”的名義進行的,主權的“普世性”神話就不攻自破了。歸根結底,主權國家體系觀念也不過是今天國際多元體系下較為適合的國際觀念形態。主權國家觀念隨著歐洲擴張而擴展到全世界,并不是一個真理和價值的普世化過程,而僅僅是一個歐洲國際觀念體系的全球化。主權不是從來都“神圣”的,它是現實與觀念互動建構的產物,因而它是可變的,也是需要改變的。 

  將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進步性等同于“普世性”,在今天的國際政治學研究中可能會束縛理論研究思路的拓展;在外交實踐中,將制約國際社會的繼續向前發展。正如沃勒斯坦在反思19世紀的社會科學一些曾經對推動社會科學發展起重要作用的預設時說的,“這些預設,曾一度被認為是對精神的解放,但在今天卻成為有效分析社會世界的核心智識障礙。”[29]由于頭腦中僵化的主權先驗預設,我們在引進和闡釋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時候,就只能從單一主權觀念出發。在很多時候,中國的國際政治學說就成了為國家主權辯護的工具。在國際關系實務中,某些看似處處維護“中國主權”的舉動,從長遠來看不見得有利于中國的國家利益。有廣泛積極作用的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如果不順應時代進行相應變革,則既有可能成為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的障礙,也有可能成為國際關系實務中妨礙中國崛起的羈絆。筆者這么說,并無意否定當前國際社會以主權制度為基礎這一現實和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的必要性,只是想指出,單一的主權思維模式已經妨礙了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的多樣性和學術的自主性,制約著我們理論思維的拓展,甚至本文開頭所說的削足適履般地套用西方的、現代的概念審視中國的、古代的事務的例子也頻繁出現在我們的研究之中,如此,我們基本上喪失了對西方知識的反思和超越能力。

追尋國際政治的普世價值

  社會科學作為一個整體,需要在多學科的交流碰撞中尋求理論突破。但在目前社會科學界的主流,很難聽到國際政治學者的聲音,國際政治學者往往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說自話,很難實現與其它學科的理論對話。國際政治學者都是從其它學科借鑒各種理論、方法,應用到國際政治理論的研究中。到目前為止,以筆者的寡陋之見,國際政治學還沒有為社會科學其它學科提供任何有影響力的理論模式和參考。在中國是如此,即便是西方國際政治學界,他們也面臨同樣的尷尬,國際政治學在整個社會科學中被邊緣化。[30] 

  造成國際政治學邊緣化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國際政治學是一門年輕的科學,從發展至今時間相對較短,還不能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學術體系,在中國尤其如此。同時,國際政治的基本研究對象是國家間關系,相對于其他有影響力的社會學科的研究對象,它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制約了國際政治學影響力的發揮。但在筆者看來,這些都遠不是主要原因。

  考察其它相對成熟的社會科學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學科都有自己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核心研究對象。例如,法學的研究對象是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是社會,國際政治學也有自己的核心概念,盡管表述不一,但總的來說,是以主權國家或主權國家體系為研究對象。這些核心概念構成一個學科與別的學科的分野,使得各學科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領域,核心概念的存在是各學科賴以存在的依據。但各人文社會學科之間的溝通,需要超越各自的領域,在一個更高的平臺上進行對話。筆者認為,構成這個對話平臺的,是各學科核心價值的共通性。核心概念是有分野的,價值卻可以超越學科領域的局限。價值一方面為本學科的研究和發展提供基本判斷依據,另一方面也為本學科和其它學科的交流溝通提供基本平臺。例如,在法學中,作為現代法學起源的希臘法律思想和古羅馬法學中,柏拉圖在《法律篇》中,借雅典來客的話說,“每個立法者制定每項法律的目的是獲得最大的善”,[31]羅馬法學家凱爾蘇斯說,“法是決定善良和公平的一種藝術”,烏爾比安則認為,“法學是正義和非正義之學”,[32]這就確立了法學研究的最核心價值是善、正義,法學研究要接受是否正義的價值檢驗。被認為是社會學創始人的孔德,雖然否認終極價值,主張實證和價值中立,但他的實證也是“一種有著別具特色的能力,善于自發地在個體中建立合乎邏輯的和諧,在整個群體促成精神的一致”,“就其性質來說,它的使命主要是組織,而不是破壞。”[33]預設了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價值是和諧。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將不可或缺的道德置于社會科學的顯著位置。[34]政治學的開創者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開篇即言“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種共同體就是城邦或政治共同體。”[35]在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后,現代政治學又確立了“正義”的核心價值地位。

  社會科學存在不同流派,但不管什么流派,都或明或暗的遵從其學科的基本價值取向,所謂純粹的價值中立是不存在的。各學科中流派的不同,只是在達致這些核心價值的途徑上存在差異而已。如果把這些不同學科的核心價值再進行一個抽象概括,我們還可以發現,它們都是在追求人的自由和幸福。正是有可溝通的價值共性,各學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對話與溝通。

  反觀國際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它是二戰后在打破威爾遜等人的理想主義中初試啼聲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國際政治學已經形成初步的理論雛形,形成不同的理論流派。但是,如果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國際政治學的核心價值是什么?恐怕不同的國際政治學者給出的答案會大相徑庭。國際政治學的創始人摩根索會說,國際政治的核心價值是“以強權為利益”,[36]目前所謂國際政治學的三大主流學派中(實際上只是美國的三大主流,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印象,本身也是西方中心主義,或者是美國中心主義的表現),以沃爾茲為代表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最核心的是“安全”,新自由主義學派則將“制度”置于本學派的中心,而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是“文化”,與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正義”、“至善”等概念相比,這一概念顯然不具共通性。試想,一個以“權勢”為基礎的學科和以“至善”為基礎的學科之間,怎么可能進行良好的對話與溝通?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際政治學,在整個社會科學中居于邊緣地位就不難理解了。核心價值的缺乏,使國際政治學沒有一個可靠的根基來支撐自身理論發展,所以國際政治學者紛紛將各學科知識引入國際政治學研究。國際政治理論花樣百出,理論更新速度讓人眼花繚亂。這既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學充滿活力,但也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學由于缺乏理論核心而居無定所。 

  馬丁·懷特早就敏銳的意識到,國際理論“不僅空洞,而且在智識和道德方面也很貧乏。因此,我們必須從內部尋找原因。”[37]筆者以為,從內部尋找原因就是要賦予國際政治學一個普世性的核心價值。當然,這不是說國際政治學已經是實證過頭,需要來一個矯枉過正,但問題是,在我們所謂的國際政治學三大主流理論中,自誕生以來從來沒有被價值認真考量過,中國國際政治學界也照搬了這種認識。所以,對國際政治學進行價值考量,是非常有必要的。前述的權力、安全、制度、文化等概念顯然都不能構成國際政治學的核心價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國際政治學的核心價值是什么?或者說是什么構成國際政治哲學的基礎?

  其實,現有國際政治學理論已經為國際政治學獲得一個核心價值留下了空間。摩根索雖重權勢,但是他也說“以強權為利益的概念要求觀察者遵循思想戒律,把理性秩序注入政治這一課題,從而有可能在理論上理解政治。”[38]其著作的副標題“爭強權,求和平”也表明了作者的態度。英國學派的布爾認為,存在一個高于國際社會的世界秩序,“如果說國際秩序具有價值的話,那么這只可能是因為此種秩序有助于實現人類社會的秩序這個目標。”[39]在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一書出版的同年(1979年),貝茨(Charles Beitz)的《政治理論與國際關系》也悄然問世。貝茨拋棄了現實主義認為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中沒有道德判斷的基本立場,提出分配正義問題。[40]納丁、沃爾澤和弗羅斯特等人也紛紛響應貝茨的呼聲。[41]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溫特為國際社會描繪了永久和平的“康德文化”前景。僅僅看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已經呼之欲出了。如果承認國際社會是向前發展、能夠自我完善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國際政治學的終極價值,或者說核心價值必然是與其它社會科學核心價值相通的正義與和平。

  對此,或許馬上就有人會質疑:這不就是歷史上理想主義或者烏托邦主義的翻版嗎?對于這個核心價值,最“有力”的反駁或許是——國家倫理不同于個人倫理,在主權國家體系時代,除了從主權國家出發建構國際政治理論之外,國際政治學沒有別的選擇。對于這一論調,筆者斥之為“國際政治學例外論”。從主權國家體系觀念出發,這一倫理具有當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論述的,主權國家體系本來只是一個歐洲特性的國際體系,其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體并不是一個“普世化”的過程。而且,所謂“國家倫理”,本身也是在主權觀念主導下建構的一個概念,依靠歷史經驗歸納得出來的,米爾斯海默就從歷史“經驗”中歸納出“對大國間永久和平的許諾如同胎死腹中的嬰兒”的結論。[42]對于這種歸納歷史得出的結論,休謨早已經指出,“為什么根據了這種經驗,我們就超出我們所經驗過的那些過去的例子而推得任何結論呢?”[43]施特勞斯也認為,“不論歷史知識對于政治哲學多么重要,它對于政治哲學只是初步的和補充性的。它不構成政治哲學的內在成分。”[44]況且,這種歷史經驗還不是歷史的全部,而僅僅是西方中心主義和前現代與現代歷史二分論主導下的“普世化”了的歐洲史和“現代史”。筆者以為,在國際政治學中將這一倫理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本末倒置行為。國家倫理同樣不能超越人類普世價值,“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所有政治行為本身都是指向善的:善的生活,善的社會。為了社會的善才是政治完整的善。”[45]國際政治同樣不能例外。如果不能超越國家倫理的局限,國際政治學只能是順應主權國家時代的“應時之作”,成為受權力支配的知識,而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如此,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國際政治學都不可能成為一門“科學”,甚至也不能成為一門“學科”,它只能成為適應時代和權力要求的“應時策論”。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任何普世性的東西都帶有理想主義或者說烏托邦色彩。在以主權國家為主導的當前國際社會,國際政治學的終極價值說更容易被認為是理想主義甚至是烏托邦主義。但是,中國文化中的“天理”、“道”等概念,西方文化中的“上帝”、“自然法”等概念,之所以有價值,就是它們能夠為人們提供一個超越現實之外的終極參照。人們對終極參照的認識在不同時期不一,不同人在理解上也會有差異,甚至人類或許永遠都達不到這些理想的目標,只能處在對這一目標的趨近之中,但是終極價值的尺度作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況且,設定終極價值,并不必然要為人類社會設定一個發展藍圖,要處處從終極價值去思考。歷史可能有進步,也可能有退步,但理論學者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管歷史的進步還是退步,應該有追求終極價值的理念。筆者不否認當前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雖然受到挑戰,但依然居于主流地位,國家的對外政策要從主權國家體系的角度進行思考來加以制定。而且,國際社會正義與和平的理想,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實現的曙光。但如同鄧正來先生在分析中國法學面臨的問題時指出的那樣,[46]國際政治學也需要追求以終極價值為參照的“更為明確的東西”,藉此國際政治學才可以和其它社會科學溝通起來。

  回顧近年來國際政治理論取得的一些進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主權國家體系“普世性”的視野。英國學派、瑞典等國家國際政治理論的和平主義取向、美國建構主義理論的興盛以及規范性理論的復興等,都是這種突破的表現。布贊和利特爾的工作同樣具有開創性。他們突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束縛,從世界歷史全景考察國際政治的發展,提出新國際體系論作為國際關系學的核心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性,并指出當前的國際體系正在由軍事-政治占主導向政治-經濟占主導轉換,這“不只是占主導單位內部的變化,而是單位自身的變化。……這將是一種截然不同的轉換形式。”[47]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在他們合著的《帝國》一書中,以后現代的方式,提出了一種超越主權國家的帝國模式,并指出“帝國式主權則與之恰恰相反,在這里,和平才是社會的本質。”[48]有學者已經敏銳的發現,這一理論與中國傳統的前現代的天下觀念有些類似,“帝國以及帝國主義就其理念來說總是世界性的”,[49]哈特和奈格里正是試圖通過這樣一種超越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方式,傳達尋求普世性思想的動向。

中國國際政治學界的超越之道

  就目前總體狀況而言,中國國際政治學還處在引進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理論的階段。中國的國際政治學除了面臨前述的國際政治學在整個社會科學中的邊緣化問題之外,還面臨另一個邊緣化問題,即中國國際政治學在整個國際政治學中的邊緣化問題。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無論從基本概念還是學術規范,都嚴重依賴從西方引進。目前的中國國際政治學界還很難說具備和國際主流國際政治學界進行平等對話的地位,在世界國際政治學整體上處于邊緣化地位。也就是說,中國的國際政治學面臨雙重邊緣化的問題。要擺脫這種雙重邊緣化的困境,中國的國際政治學者既要擺脫西方中心主義,也必須解決國際政治學的核心價值缺失問題。為此,中國的國際政治學者進行了不懈努力。

  關于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目前中國的國際政治學者已經做了大致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對原有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進行解構,指出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現象,如同薩義德的《東方學》所作的工作那樣。在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界,前述王逸舟先生的“國關理論的美國重心”一文就可以視為這方面的反思。這是初步的工作,相對于對西方中心主義渾然不覺的狀態是一個很大進步;二是學界在有關非西方國家的研究中,有意識的用研究對象國的視野看問題,指出非西方視野的價值和意義,如同柯文用中國視野對中國歷史進行的研究一樣。在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界,梁守德和洪銀嫻兩位先生提出的國際政治學“中國特色”的觀點可以歸入這一類。[50]也有不少學者轉而將目光投向中國傳統的天朝體系和天朝觀念,試圖從中得出對主權國家體系觀念的有益補充,甚至是替代方案。

  第一個思路打破了一個“舊世界”,而對于怎樣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問題,則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第二個路徑確實要進了一步,它努力構建非西方視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現有國際體系的不足。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傳統的天朝體系本身有許多值得今天國際社會借鑒的地方,例如,天朝觀念含有“天人合一”的意味,“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51]加之中國文化中的德治傳統,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天朝體系或者說天朝禮治體系,注重和諧,講求和平,所以近代以前東亞地區的國家間關系相對于其他地區較少暴力、殺掠現象。對于單純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系而言,這確實具有可貴的參照價值。但這一思路的意義也是有限的,如果只是一味從本國歷史傳統出發,片面強調國別特色和傳統文化的優勢,就有可能走入另一個極端,在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評時,批評者“常常將統治者的權力僵化到這樣一種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動性作用僅僅被簡化為一種單一的可能性:抵抗。”[52]抵抗的結果,或許可以為即將被壓制得幾乎沒有影響力和生機的非西方觀點保留出一塊類似于美國印第安人“保留地”式的生存空間,以使之不至于消亡。但是,這種“抵抗”保留下來的文化,就只能是一些僅僅具有觀賞價值的“‘美學意義上的’的地方文化風景,并不是能夠在普遍知識體系中流通使用的‘知識論上的’資源、工具和制度”,[53]將不再具備刺激人類進步的活力。單純強調從中國視野出發,試圖建立一個與西方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相頡頏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理論,其結果可能只不過是在國際政治學的園地里增添一塊中國式的“保留地”。

  所以,問題的解決之道既不是一味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也不是強調“中國特色”或“中國視野”,根本問題還是要回到國際政治的核心價值上。換句話說,不論是國外的,還是中國的,國際政治學也要以核心價值作為發展理論的可靠支撐。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界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并進行了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

  時殷弘先生早就提出國際政治中的正義問題,他指出,“就當代世界政治中關于正義和不正義問題的思考和爭辯來看,要形成這么一套國際正義觀,首當其沖的任務是指明當代世界所有基本的正義和不正義問題。”[54]王逸舟先生多次建議將“價值論和政治哲學”引入國際關系研究,在“國際關系研究與中國”一文中,他接連提出了“國際社會的實質何在,發展趨勢又如何?其價值觀靠什么建立?它是一個先驗的東西,還是表現為演進變化的過程?” [55]等一系列問題,開始了對國際政治學的價值思考。

  秦亞青先生明確提出要建立國際政治學的“中國學派”,但他并沒有單純強調要從中國傳統和中國視野出發,為國際政治學增加“中國特色”或“中國元素”,而是主張“國際關系屬社會科學,說到底,是以人為核心的研究,其終極關懷也應該是人:人的組織、人的行為、人的觀念、人的尊嚴等等。”“國際關系方法應該是一種以人文精神為基底、人文和科學相結合的方法”。[56]他還指出,國際政治學的“核心問題必須具有前瞻意義,它不能只是對歷史的簡單回顧和總結,而是要代表人類發展的需求和進步觀念,符合世界體系整體發展的方向,這是它的目的向度。”[57]這里的“世界體系整體發展的方向”,如果從終極意義上來說,我理解應該就是國際社會的“正義與和平”。他主張,和平融入國際社會,實現和平崛起,可能是中國學派的核心特征和理論取向。在理論上突破大國崛起必然導致沖突和戰爭的歷史怪圈,本身即是邁向國際社會“正義與和平”的階段性貢獻。這種突破將是中國的,更將是世界的、歷史的。

  對于國際政治學“中國學派”的前景,筆者是比較樂觀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的整體實力正在迅速增長,“形勢比人強”,中國學者聲音的份量也將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而增加。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外交實務界和國際政治理論界已經意識到,要自覺推動國際社會“代表人類發展的需求和進步觀念,符合世界體系整體發展的方向”。中國外交一直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和諧、和平的文化底蘊,在發展向度上,也是對國際政治終極價值的趨近。理論界開始從根本性的價值層面,而不是狹隘的中國層面上思考“中國學派”的建構。如果這一努力能夠成功的話,以此為基礎誕生的“中國學派”,將不僅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或“中國元素”,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在普世價值層面推動國際社會趨近“正義與和平”。這個意義上的“中國學派”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或者毋寧說,成功的“中國學派”,它必然首先是世界的、普世的,然后才能是中國的。擺脫國際政治學的西方中心主義,其根本亦有賴于此。

注釋:

  [1]學界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具有類似于現代主權國家體系的特征,形成了和現代類似的外交思想,乃至誕生了國際法的主要學者和著作有:葉自成:“中國外交的起源——試論春秋時期周王室和諸侯國的性質”,載《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葉自成:“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幾點想法”,載《國際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葉自成、龐珣:“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與西方的比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2期;徐傳保:《先秦國際法之遺跡》,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陳顧遠:《中國國際法溯源》,上海: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版;孫玉榮:《古代中國國際法史料》,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厄文·盧阿德在其選編的《國際關系基礎文獻》中,開篇即言“古代中國的視野”,選編了那一時期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商鞅、孟子、韓非等的觀點。參見:Evan Luard, Basic Tex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volution of Ideas about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5-17

  [2]【美】愛德華·W.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8頁。

  [3]【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學的重塑》,劉德斌主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

  [4] Stanley Hoffma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12-241.

  [5]王逸舟在“國關理論的美國重心”一文中說,“并非美國學者一定具有超出其他國家研究者的才能,而是因為美國具有強大的實力,尤其是二戰以后的壓倒性的優勢,‘形勢比人強’。”參見王逸舟:《探尋全球主義國際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頁。

  [6]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3頁。

  [7]【日】西嶋定生:“東亞世界的形成”,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8889頁。

  [8]范曄:《后漢書·光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41頁。

  [9]馬丁·懷特在其代表作《國家體系》中,列舉了諸多非西方國家體系。參見: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布贊和利特爾也指出,在主權國家體系之前,存在過各種古代和古典世界國際體系,參見【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第143212頁。

  [10]【葡】巴洛斯:《第三個十年》,第7章,載《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第134頁。轉引自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頁。

  [11]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4, p12.

  [12]黃鈞宰:《金壺七墨》,載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2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623624頁。

  [13]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em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0.

  [1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465頁。

  [15]這一路徑以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的闡發為典型,“近代中國和世界發生了愈來愈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當然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內容是帝國主義列強武裝侵略中國,在經濟上掠奪中國,在政治上支配中國。中國處于被侮辱、被損害、被宰割的地位。……所以,中國近代歷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的歷史。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簡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原本再版序言附錄,第1516頁。這是建國后大陸學界直到90年代以前的主流。

  [16]這一路徑大致成型于20世紀30年代,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和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為標志。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說,“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的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5070年代,“現代化”模式在臺灣續傳下來,大陸學者則很少采用,直至80年代才得到復興。

  [17]最早明確提出反對西方中心主義,主張以中國視野研究中國問題的,是美國人柯文Paul Cohen1984年出版的Re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該書于1989年被介紹到中國。此外,日本的濱下武志,德國學者安德烈·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L. Hevia)也具有代表性。他們的代表作分別見:Paul Cohen, Re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德】安德烈·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美】何偉亞:《懷柔遠人》,鄧常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18]【美】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301937)》,宋偉杰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03頁。

  [19]鄧正來:《關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48頁。

  [20]【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第210頁。

  [21] Hedley Bull, “The Emergence of A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123.

  [22]【英】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9頁。

  [23]【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第4頁。

  [24] Adam Watson,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86.

  [25]鄧正來認為,文化霸權的形成向來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在“被動者”成為“主動者”之后才有可能實現。葛蘭西文化霸權的基本思想認為,統治階級不是依賴暴力,而是憑借勸誘進行統治的。勸誘是間接的:由于他們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在社會系統中所處的地位,附屬階級學會了以統治階級的眼光來觀察社會。分別參見鄧正來:《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自序第6頁;【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6] FHHinsley,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

  [27]【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第219頁。

  [28] Hedley Bull, “The Emergence of a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123.

  [29] 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

  [30]威廉·福克斯上個世紀70年代將國際關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進行對比的時候,他感到國際關系學者中存在“自卑”感。William Fox, “Af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at?”, in Norman D. Palmer ed. A Desig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Scope, Theory, Methods, and Relevance, Philadelphia: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1970, p 29. 布贊和利特爾也說,“國際關系學的爭論對其他社會學科和歷史學的爭論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國際關系學未能在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宏觀論爭中發揮它適當的作用。”“它不但沒有整合其他社會科學,反而卻處于某種被包抄、甚至被再次吞并的危險中。”參見【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第3頁和第28頁。

  [31]【古希臘】柏拉圖:《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32]轉引自李步云:《法理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頁。

  [33]【法】奧古斯特·孔德:《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930頁。

  [34]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0.

  [35]【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36]【美】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盧明華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頁。

  [37]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ames Der Derian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

  [38]【美】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第5頁。

  [39]【英】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張小明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40]參見:Charles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該書已于1999年修訂再版。

  [41]分別參看:Terry Nardin, Law, Morality and the Relations of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Mervyn Frost, Toward a Norma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以上部分觀點受益于張旺的“國際關系規范理論的復興”一文,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8期,第4956頁。

  [42]【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第1頁。

  [43]【英】休謨:《人性論》,關之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09

  [44]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57.

  [45]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10.

  [46] 他說:“盡管不能用教條的方式制定一個抽象的普遍法律的方案這一點很重要,但是為了實現法理學和立法的即時性目的,仍需要有某種比維續和增進文明這樣一種概念更為明確的東西。”參見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上)——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51月,第7頁。

  [47]【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第316317頁。

  [48]【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楊建國、范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頁。

  [49]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2005年版,101頁。

  [50]參見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5頁。

  [51]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205頁。

  [52]【美】劉禾:《跨語際實踐》,序第2頁。

  [53]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

  [54]時殷弘:“論世界政治中的正義問題”,載時殷弘:《國際政治——理論探討·歷史概觀·戰略思考》,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頁。

  [55]參見王逸舟:“國際關系研究與中國”,載王逸舟:《探尋全球主義國際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頁。

  [56]秦亞青:“國際關系研究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第82頁。

  [57]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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