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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大國觀
作者:屈從文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21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人類是不斷發展的,國際社會總的趨勢也是不斷進步的。自國際社會擺脫隔離狀態以來,不同歷史時期對大國的行為方式有特定的時代要求。每一新歷史時期中的大國需要以更文明的方式約束自己并推動國際關系體系進步,不能適應特定時代國際關系進步發展要求的國家被歷史的選擇所拋棄。從最早國際社會的大國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英國,再到今天的美國,國際社會不斷發展演進的現實證明了這種歷史選擇。冷戰結束后,新的大國競爭和歷史循環開始,上個世紀80,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大國的認同逐漸發展出一種新的負責任的大國觀念,這一觀念代表了新的歷史時期對大國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的新要求,這也是國際社會由野蠻狀態向文明狀態演進在新時代的繼續。是否遵循“負責任的大國觀”的要求,將決定各個大國在新的一輪大國競爭和歷史循環中的興衰。
關鍵詞:負責任的大國觀;文明進步;歷史選擇

  縱觀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社會是不斷趨向文明進步的,這一趨勢推動國際關系不斷進步、不斷趨向文明。同時,國際社會的發展又是階段性的,國際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大國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有特定的時代要求。既有大國保持大國地位和新興大國崛起,必然自覺或不自覺的使自身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時代的要求,成為國際關系體系前進的引導者;不能適應時代進步要求的大國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最終將被歷史的選擇所拋棄。國際社會從最初的“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狀態”演進到今天的相對文明狀態,是歷史進步的必然結果。人類已經邁入21世紀,開始新一輪大國競爭和歷史循環,國際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新的歷史條件將對大國提出新的要求,一個大國采取何種基本戰略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該國在新一輪大國競爭和歷史循環的興衰。

三個基本概念

  在展開論述前,需要先明確以下三個概念。

  1國際關系的文明進步:在《辭海》中,“文明”的解釋之一為:“指人類社會進步狀態,與‘野蠻’相對。”[1]《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為:“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和具有較高文化。”[2]其對“進步”的解釋為:“(人或事物)向前發展,比原來好。”以及“適合時代要求,對社會發展起促進作用。”[3]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文明和進步的內涵是相近的,是指社會發展的后一階段相對于前一階段更為先進,更符合人類理性的本質要求。人類社會是不斷向文明進步狀態發展的,人類社會趨近文明進步的傾向推動國際關系的向前發展,國際關系的進程是在向著和解和非暴力方向發展,國家在這個進程中可以開創新的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的文明進步主要包括和平選擇的逐步強化,暴力作用的成分逐步降低,國際關系朝向民主化、平等化,國際秩序的公正化、合理化,強權的作用逐步讓位于國際體制和國際組織,對話、協商和合作解決國際問題機制的擴展和經常化,大小國家之間趨近平等和相互尊重。國際關系的文明進步是不斷發展的無止境的過程。

  2歷史選擇:人類社會的進步在每一時期都會產生特定的時代要求,所謂“歷史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說的即是歷史潮流對個人和國家命運的根本決定作用。同樣,在國際關系體系中,特定的時代對大國的要求是不同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大國可能繼續維持大國地位或取得大國地位,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大國將喪失大國地位,這種無形的力量稱之為歷史選擇。歷史選擇是具有深刻經濟、文化和文明進步要求基礎的,歷史選擇的力量不是直接、快速的發生作用,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也不會立即受到懲罰,但其在長期國際競爭和循環中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處于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大國,應把握歷史的脈搏,既不能超越也不能落后于時代要求,引領國際社會在已有的基礎上向前發展,開創一定歷史時期國際關系新的國際秩序和行為方式。

  3文明進步的“剛性”:西方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派”提出了工資、價格“剛性”的概念,認為“貨幣工資只能上升不能下降”,[4]本文認為,就發展趨勢來看,人類社會文明進步同樣具有“剛性”,作為人類社會一個組成部分的國際關系體系的文明進步也具有“剛性”。國際關系是不斷趨向文明進步的,一定時期的國際關系行為準則和國際秩序只能在已有文明進步程度的基礎上向前發展而不是倒退。新的文明進步程度一旦形成,將構成對國際行為主體的約束,使國際行為主體難以用已經“過時”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

傳統大國觀及其實踐 

  在傳統的政治思維中,大國“追求的地位積分是由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維護主權組成的。”[5]從國際交往的開始到形成主權國家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體制再到凡爾賽體制直至雅爾塔體制,國家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成為國家追求的唯一目標,大國都企圖追求自身擁有強大乃至壓倒性優勢來保證自己的安全。追求自身實力的最大化構成傳統大國觀的核心內容,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是其主要特征。傳統國際政治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不同時期這種大國觀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是不一樣的,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國際關系是不斷由野蠻落后趨向文明進步的。

  16世紀初以來,國際社會由原來的各自隔絕的狀態逐漸建立經常聯系。人類在建立聯系的初級階段,即西班牙、葡萄牙海外擴張時期,主權國家之間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行為準則和有效的國際保障機制,主要依靠中世紀的騎士準則和教會法規維持國際社會的基本運轉。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494年和1529年因爭奪海外殖民地發生的沖突中,都依賴教皇的仲裁得以簽署條約解決沖突。這個時代的見證者馬基雅弗利大膽提出政治的非道德觀,大國之間的關系處于霍布斯所描述的“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6]狀態,國家與國家之間處于一種彼此的深刻的疑慮之中。此時,雖然經濟聯系開始建立了起來,“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先決條件和特征標志的‘世界市場’,當時一直在發展中,但世界各部分之間缺少政治、經濟、外交聯系卻是顯而易見。”[7]各國相互聯系、依賴的程度還遠不足以構成任何相互依賴和制約,我們談論此時的世界史時,實際上是將世界各地的歷史加在一起,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在國家間關系中占主導地位。在普遍的不安全感和國際體制保障缺位的狀態下,國際體系中的國家維護主權和獲取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不斷增強自身的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國家惟有強大才會受到尊敬,而國家要強大全在于武裝。”[8]各國統治者評價自身強大與否的指標也主要是軍事力量的強弱。國家通過競爭和擴張尋求發展,而這種競爭和擴張充滿野蠻和殘酷的特征。在歐洲,各強國熱中于戰爭,國家間“戰爭差不多連續不斷”,強烈的不安全感和連年戰爭的破壞呼喚國際社會改變這種沒有規則和保障的體系,國際關系需要向前發展。在海外,當時全球有許多“未知世界”,時代需要冒險精神,探險的艱險性需要暴力和殘忍才能迅速擴展勢力范圍,過多的規則只會是行動的束縛。16世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擴張和爭斗史是這種狀態的代表。西、葡兩國是最早從事海外擴張的國家,西、葡在對外擴張中,主要依賴暴力,大肆掠奪資源,濫殺被殖民者。但這種殘忍和竭澤而漁的行為方式使這兩個最先興盛起來的大國的領先地位很快喪失——它們難以從這種野蠻方式中獲得持久利益。[9]16世紀末,“未知世界”已所剩無幾,殖民地可供掠奪的資源枯竭,加上被殖民者的反抗,西、葡的殖民方式走到了歷史盡頭,時代需要一種新的殖民方式取而代之。實際上從16世紀末直至17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西班牙的殖民地經歷了一連串人口、社會和經濟危機,經常處于饑荒的邊緣。

  歷史選擇的力量推動大國以一種不斷文明進步的方式行事,17世紀后,繼西、葡后崛起的大國在西、葡主導國際關系時期的基礎上推進了國際關系體系向文明進步發展。相對于西、葡兩國,荷蘭、英國、法國等新的大國在對外擴張過程中,不是一味的搜刮掠奪,而是采取了一種將殖民地變成宗主國的工業品市場和廉價原料的供應基地的有系統的榨取方式。荷蘭東印度公司首創了將私人資本和政府援助聯合在一起的方式,殖民對殖民國家政府、投資人和移民都有利,對殖民地人民的殘酷壓榨也有所緩和。在大國關系中,隨著國際關系發展速度加快,談判和外交活動逐步發展和頻繁起來。到16世紀,常駐外交制度發展起來,1625年,胡果格老秀斯發表《戰爭與和平法》,標志著國際法的誕生,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后,開創了召開國際會議這種比較文明的方式解決國際問題的先例,反映了國家間通過國際會議和協議建立國際和平機制的最初萌芽。雖然此時的國際關系中,大國之間的爾虞我詐依然如故,但伴隨國際會議的舉行和國際法的萌生,相對早些時候的國家關系,其歷史進步性在于確立了一些最基本的國際行為規范,大國間國際關系有了新的平臺。國際基本行為規范的確立并構成約束,導致國際行為相對趨近文明,國際關系開始顯現初始狀態的國際機制下的文明特征。

  18世紀后半期起,工業革命逐步推進,殖民宗主國和殖民地形成了垂直分工的關系,形成了一些經濟集團,各經濟集團之間的聯系也日益頻繁,各國經濟的相互影響加深。工業革命一方面推動了人類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國際交往聯系增強,也在國際社會確立了歐洲在國際關系中的中心地位,歐洲的發展變化對國際社會的發展變化開始起決定性作用。國際經濟的發展要求國際關系體系在已有基礎上繼續推進,那些具有實力又遵守基本國際規范的大國逐步在大國之間確立實力、強力、公正的形象。均勢政治成為18世紀后國際關系新的選擇。均勢政治不僅涵蓋了已有的國際機制,均勢協調需要更復雜精巧的機制和更理智的技巧與手段,它擁有特定的原則和環境條件,使“權力與正義取得相當的協調。權力均衡降低訴諸武力的機會;共同的價值觀則減低訴諸武力的欲望。”[10]18世紀起,英國成為這一時期大國的典型,英國不僅具有一流的綜合國力,在歐洲和國際體系中,它還扮演“扶弱抑強”和“正義的主持者”的角色,相對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英國的霸權又多了一份道義的力量,英國以均勢政治推動了國際關系體系的前進,為當時的國際關系提供了進步的動力,深刻影響了隨后長達兩個世紀的國際關系。盡管有這些進步,均勢政治時期的國際行為規則主要的是以均勢為基礎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武力和武力威脅在國際關系中司空見慣,尋求領土和殖民地是各大國追求的主要目的,其野蠻性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入19世紀6070年代,世界經濟已是一個彼此關聯的集合體,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由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壟斷資本主義,出現經濟集中和保護主義趨勢,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大量依賴殖民地的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爭奪海外市場的斗爭日趨激烈。經濟轉型、國際競爭和保護主義的盛行,加上傳統較低階級服從較高階級和宗教服從思想的瓦解,民族國家為凝聚本國力量,紛紛訴求于民族主義。均勢政治的客觀基礎喪失,價值觀和原則被破壞,弊病逐步顯現,呈現出衰落跡象。德國實現統一后,由于統一實力陡增的德國仍然以傳統的政治思維觀來看待周圍的世界,為追求大國地位,德國開始追求軍備擴張,189819001906年連續的三個海軍法案,使德國走上了一條軍備競賽的不歸路。依然以均勢政治為指導的英國為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不顧自己經濟實力的限制和可能的戰略風險,被迫加入到軍備競賽中。最終在歐洲形成兩大軍事集團,展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殘酷的大廝殺,均勢政治破產。在列強的海外擴張方面,追求領土和殖民地的努力成本逐漸高昂。一方面,殖民地人民的初步覺醒,不愿再忍受殖民統治,對殖民統治的反抗增多,殖民統治難以平穩的繼續下去,殖民成本與收益的比例增加;另一方面,列強爭奪殖民地日趨激烈,增加了因為殖民地問題引發沖突乃至戰爭的風險。作為近代資本主義產生和擴張重要動力的殖民主義逐步到達頂峰,并開始出現衰落傾向。1899年至1902年“代價高昂和使幻想破滅的南非戰爭(英布戰爭)”[11]是殖民擴張方式達到頂峰而開始走向沒落的標志。

     均勢政治最終以導致人類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宣告破產。戰爭的結果是戰敗的一方遭受重創,戰勝的一方并沒有因為勝利增強自己的地位,反而使自己的地位無可挽回的衰落下去,英法在國際關系體系中的先導地位出現危機,已經不能為國際關系體系進步提供動力,英法的大國地位開始走向衰落,半個世紀后,英法已很難再稱之為世界大國。大戰使參加的大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戰爭的殘酷性和巨大破壞性使各國的領導人在采用軍事手段的時候得三思而后行,深受戰爭之苦的民眾渴望和平,出現了厭戰情緒,這是在2030年代的歐洲彌漫和平主義氣息的原因。歷史的發展進程呼喚新的國際關系體系,各大國也提出了各自對新國際關系體系的主張。早在一戰后期,列寧就起草了著名的《和平法令》,威爾遜發表了被稱為“世界的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原則”。不管這兩國的領導人出于什么目的提出各自的見解,二戰后,是這兩個國家主導了新一輪的大國競爭。一戰后建立的凡爾賽體系相對于以前的國際體系,在諸多方面有了新的進步:它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政治性組織——國際聯盟,試圖以國際組織的方式解決人類的沖突,國際體制和國際法持續發展,對話、協商在國際關系中較為頻繁。192815個國家在巴黎通過了著名的《非戰公約》,“第一次宣布在國家關系中放棄以戰爭作為實行國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決國際爭端。”[12]當然,這次和平努力是非常不完善的和脆弱的:大戰使得國際經濟一體化、相互依存的趨勢受阻甚至一度倒退;英法等國沒有放棄均勢政治和殖民方式,開始成為歷史潮流的落伍者;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的約束力有限,初級的和平機制不能直接、迅速的發揮有效作用;對于戰爭的有利可圖性的幻想沒有最終破滅,戰后的各國仍片面追求自身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依然將戰爭作為維護和獲取利益的主要方式。最終在30年代大蕭條的催化作用下導致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大災難——二戰爆發。

  二戰的結果,德、意、日遭受毀滅性打擊,英、法兩個傳統的先導國家喪失了領先地位,美、蘇崛起。戰后,經歷兩次戰爭苦難的各國人民和平呼聲高漲,求和平、求民主成為時代訴求。真正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國際政治組織——聯合國得以建立并發揮了積極作用,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新的國際行為準則和國際法發揮重要作用。經濟領域,各種國際組織也建立了起來,水平型國際分工體系形成和深化,一國的經濟發展已難以離開國際經濟體系,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美國成為戰后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在其對外關系中,相對于英、法等國,較多的利用國際組織和多邊對話協商方式,較少赤裸裸的武力和武力威脅,在一定程度上如亨利·基辛格所言:“在日常的外交活動中沒有比美國更務實的,但在追求其歷史傳統的道德信念上,也沒有比美國更理想主義的國家。”[13]道德主義開始成為國際關系考量的一個重要因素,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的激烈對抗中,都極力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和正義的化身,爭先恐后扛起民主、自由的大旗。民族獨立國家的大量涌現使在世紀初即出現頹勢的殖民主義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試圖維持傳統統治方式的殖民大國的種種努力付出了高昂代價并最終被歷史選擇拋棄。英、法兩國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情況即是例證,英、法等歐洲傳統殖民國家曾指望殖民統治再持續幾十年,甚至持續到21世紀。英、法聯合對埃及發動的規模最大、最公開化的殖民戰爭以失敗告終,殖民統治在隨后的5年內幾乎全部垮臺。“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是加速英帝國走向末日的極端恥辱。”[14]同時,核武器的出現,“核冬天理論”為人們所熟知,大國特別是超級大國間戰爭不再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大國在國際危機面前更加需要理智和克制,蘇美兩國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表現即是雙方意識到沖突和戰爭可能導致的兩敗俱傷的可怕后果,而維護和平是大國義不容辭的職責的結果。在冷戰后期,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甚至提出了“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更確切的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15]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正誤我們姑且不論,但它確實代表了大國領導人的國際政治思維正在發生變化。戰后國際社會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應該承認,相對于前一時期,戰后國際關系的進步是顯著的。當然,冷戰期間,國際關系體系中存在的問題依然突出,表現在:國際軍備競賽特別是核軍備競賽對人類的和平與安全乃至生存構成嚴重威脅,武力和武力威脅在大國對外關系中依然存在,國際間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盛行,以美蘇為首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激烈對峙,“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形成,人為地割斷了世界的經濟聯系和阻礙了國際經濟的理性發展趨勢。

  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使得最后一輪試圖以傳統方式尋求大國地位的競賽宣告結束。歷史已經證明,國際關系由最初的“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狀態進化到今天的相對文明狀態,在每一輪大國發展循環中,都顯示了國際關系發展的歷史進步性。英、法等國相對于西、葡要文明進步,它們放棄了野蠻的殖民方式;其后的美國在對外關系中更多的帶有“歷史傳統的道德信念”因素,在對外關系中更多的依賴多邊方式和國際組織。從國際格局來看,凡爾賽體制比威斯特伐利亞體制文明,雅爾塔體制比之凡爾賽體制是一個進步。這是由于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而提出了國際關系演進的客觀要求,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化了的國際環境使大國不可能以沿襲舊的國際關系法則來維持其強勢地位,要求大國不斷隨時代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國際關系的文明進步是國際社會發展的不依大國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違背這種客觀規律達至臨界點,換言之,逆國際關系發展的潮流而動到一定程度,歷史選擇的力量就會使事物向當事者的預期相反的方向轉化。

負責任的大國觀

  回首人類社會從開始國際交往以來的國際關系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時代的國際關系都有其特定的文明進步要求,各大國必須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調整的方向即是更加文明進步。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新的國際關系體系確立以前,總有一個大國在舊的國際關系體系中推行相對文明進步的國際準則,引導國際關系體系進到更高的新階段。這個大國往往最后成為新時代最強大的國家或我們可以稱之為“先導國家”[16]而欲成為世界先導國家的大國,不惟有實力的因素,還有新的先導國家必須為國際關系注入相對文明進步的秩序。“幾乎是某種自然定律,每一世紀總會出現一個有實力、有意志且有知識與道德動力,希圖根據其本身的價值觀來塑造整個國際體系的國家。”[17]而且,往往新興大國在取得和鞏固大國地位以前,它在道義上應該成為時代的先導。如美國在立國早期確定了“孤立主義”外交基本原則,其對外關系在當時相對于英、法等其它列強具有一定的“民主、理想主義”的進步色彩。自那以后,美國的外交原則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逐步增大,一個半世紀后,美才最終取得世界的先導地位,也就是說,先導國家的國際關系文明進步程度的發展相對于實力的發展具有超前性。引導國際社會開創更文明進步的國際秩序和行為方式是先導國家領導力量的源泉。這種力量并不引人注目,但它卻深深的滲透到國家和人們的行為與思維方式中去,一旦國際關系朝向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并構成了一定時代的國際秩序和準則,文明進步的不可逆性或“剛性”使得以前的“野蠻”方式不得人心而淘汰逆潮流而動的大國,推動具備文明進步動力的大國成為國際社會新的先導國家,從而也就推動國際關系體系由野蠻狀態逐步進化到今天的相對比較文明的狀態,并將繼續推動國際關系體系邁向更高階段。

  基于對人類前幾個世紀歷程和最近冷戰的認識,今天國際關系體系又有了新的進步訴求。客觀上,世界經濟政治交往的發展,產生了諸如環境、人口、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全球化在經濟、金融乃至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迅猛發展,整個人類社會愈益緊密的連為一個整體,相互依存不僅成為人們的共識也愈益成為國際社會的現實,任何割斷相互聯系的行為都會造成兩敗俱傷,有時,損害別國利益的行為會使自己遭受同樣甚至是更大的損失。國際關系已經演進到一個比較文明的狀態,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作用是任何國家在行動時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重要因素,殖民體系已經徹底崩潰,大小國家之間的平等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等等。國際關系進步的步伐是不會停止的,在國際社會結束冷戰體制,邁入新世紀,開始新一輪大國競爭和歷史循環之時,國際關系體系要求開始新的國際關系演進,推動國際關系體系朝向更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各大國在這一潮流面前必須適時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外交原則。從上個世紀的8090年代以來,對于大國的要求逐漸發展了一種“負責任的大國觀”,“負責任的大國觀”是國際關系體系由野蠻狀態向文明狀態演進在新時代的繼續。對于“負責任的大國觀”的具體內容,國際社會還處于探討之中,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江憶恩對此的表述包括“對國際體制的積極參與,承認相互依存是國際關系中的客觀現實,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弱化國家主權以解決某些全球性問題等新內容。”[18]本文認為,總的來說,“負責任的大國觀”主要由以下的內容構成:

  “負責任的大國觀”核心概念是進一步的趨近文明、正義,根本的目標是大國的國家利益,但在思維及行為方式上與傳統大國觀是不同的。它要求大國認同多元共處和相互依存為當今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征,尋求國際社會的共同安全;承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國際社會民主化進程進一步發展;大國在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時,主要用和平的即外交、經濟、文化的方式,避免武力和武力威脅,以多邊對話、平等協商達至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相對平衡;積極參與國際體制的建立、發展和完善,遵循已有的國際體制,建設更公正、合理的國際機制和國際秩序,用機制的力量約束自身和他國的行為;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在利益沖突時尋求妥協;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大國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在主權和國際關切之間尋求平衡。

  如果說,“負責任大國觀”所包含的內容在20世紀還只是國際社會的理想的話,那么,在21世紀開始的新一輪大國國際競爭和歷史循環中,它正在成為歷史的選擇。開創一個更文明進步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國際關系體系,引導國際關系進入新的更高階段,是一國大國地位和國際先導地位力量的終極來源。站在新世紀的起點上,面對新一輪大國競爭和歷史循環,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各大國最根本的是要把握歷史文明進步的本質要求,做“負責任的大國”,引導國際社會開創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的國際關系體系和國際新秩序,承擔起推動國際關系進步的責任。當然,這種選擇一如以前新的國際秩序和準則剛萌生時的情況一樣,它還不具備不可抗拒的力量。當前的國際關系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這種狀況短期內不會根本改變,國際社會還會有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甚至這種行為在一定時期內依然有效。但歷史選擇的力量會逐步使這種行為承受越來越高的成本,如同前幾輪的不合歷史潮流的國際行為方式一樣,終將使行為者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而要么改弦更張要么被歷史淘汰。

獻:

  1Charles Hauss, Beyond Confrontation: Transforming the New World Order, West Port, 1996.

  2[]布賴恩·拉平:《帝國斜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3[]··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

  4[]《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37891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5[]SF比米斯:《美國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

  6[]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7[]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8[]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

  9胡承槐:《現代化:過程、特征與回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吳于廑齊世榮:《世界史》近代史編上、下冊,現代史上、下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11高鴻業、吳易風:《現代西方經濟學》上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

  12.楊闖:《近代國際關系史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13.何春超等:《國際關系史綱:1917-1985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注釋:

     [1]《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2頁。

     [2]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19頁。

     [3] 同上,第659頁。

     [4] 參見高鴻業、吳易風:《現代西方經濟學》上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頁。

     [5]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中國參與國際體制的若干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 年第7期,第8頁。

     [6] [] 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4頁。

     [7] 胡承槐:《現代化:過程、特征與回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0頁。

     [8] 同上,第371頁。

     [9] 參見吳于廑齊世榮:《世界史》近代史編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8頁。

     [10]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頁。

     [11] []. . 欣斯利主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頁(括號內文字為作者所加)。

     [12] 吳于廑齊世榮:《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4頁。                                                              

    [13]]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14] []布賴恩·拉平:《帝國斜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頁(括號內文字是作者所加)。

     [15] []··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頁。

     [16] “先導國家”一詞系筆者自創,以避免引起西方學者慣用的“領導國家”概念中的霸權嫌疑,是指一定時期中,在世界具有最強大實力,又具有一定道義力量,引導國際社會進步的國家。

     [17]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18] []江憶恩:《中國參與國際體制的若干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7期,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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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 隊 伍
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組
魏海生 季正聚 崔友平
郗衛東 馮雷 胡長栓
薛曉源 魯路 林進平
政治學研究組
楊雪冬 賴海榕 陳家剛
張文紅 戴隆斌 許寶友
徐向梅   
經典著作和中央文獻編譯研究組
韋建樺 柴方國 沈紅文
李京洲 卿學民 徐洋
童孝華 修剛 王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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