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固定一尾中特平
 
首頁 > 科研成果
準確理解地區主義的“開放性”
作者:秦治來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11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把握“開放的地區主義”的關鍵在于,厘清“開放性”對區域合作的基本要求。首屆東亞峰會的召開深化了人們對地區主義“開放性”的認識,即開放東亞地區合作空間應該從整體協調、地緣情結、權力核心以及制度建設四個角度加以考察。準確界定地區主義的“開放性”,可以為人們認識東亞地區合作的發展方向提供有益的思考線索。
關鍵詞:地區主義;放性;亞峰會;亞地區合作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當今時代,奉行“開放的地區主義”(Open Regionalism)成為引領區域合作發展潮流的一面旗幟。“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提出,最初是為了解決區域貿易與全球貿易之間的關系問題所做出的一種努力。時至今日,發軔于亞太地區合作的“開放的地區主義”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APEC模式,而成為世界范圍內推進區域合作的一種理想追求,以及完善全球多邊談判機制的重要參照。因此,正確認識“開放的地區主義”,對于理解當下區域合作的深入發展態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地區主義“開放性”的基本內涵

  對于“開放的地區主義”的確切含義及其實踐要求,人們的認識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尚存一定爭議。“開放的地區主義”是一個發展變化的概念。隨著APEC等區域合作組織的實踐的豐富和發展,人們對“開放的地區主義”的認識必然會不斷深化。鑒于此,人們傾向于對“開放的地區主義”做出較為寬泛的界定,例如,1994年,APEC名人小組(EPG)在一份報告中提出了衡量“開放的地區主義”的4條標準[1]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指出了“開放的地區主義”的五種含義[2];等等。同時,人們對“開放的地區主義”的分散式或者列舉式定義也容易出現自相矛盾。例如,伯格斯坦認為,“開放的地區主義”的五種含義既可以獨立采用,也可以同時采用。

  “開放性”是人們認識“開放的地區主義”的基礎概念。造成“開放的地區主義”出現不同理解的一個重要原因,與人們對這種新型地區合作理念的“開放性”存在不同認知有關。要想正確理解“開放的地區主義”,必須準確認識“開放性”在地區合作中的基本含義。在實踐中,APEC等區域合作組織未能就地區合作的“開放性”達成權威共識。這容易造成人們對“開放的地區主義”的認識缺乏相應的學理依據。因此,厘清“開放性”對區域合作的基本要求,事關人們對“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準確把握。

  正確認識地區主義的“開放性”,需堅持整體和發展的觀點。一方面,開放地區合作空間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方方面面的內容;另一方面,開放地區合作空間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會有不盡相同的發展變化,并常常具有一定的地區特色。一般而言,地區主義的“開放性”應具有以下基本內涵:

  一是,強調自愿合作,不拘泥于形式或者制度。

  開放地區合作空間一定要立足于相關國家的實際和意愿,不能強制。強行推廣區域合作的好處,不符合地區主義“開放性”的本意。在地區合作過程中,自愿讓渡主權與強制讓渡主權有本質區別。從邏輯的角度看,既然“開放的地區主義”主張,地區合作向所有相關國家開放,它就理應尊重國家在“主權讓渡”方面的利益,即國家保留必要時可以“不合作”的權利。從實踐的角度看,奉行“開放的地區主義”的區域組織成員并未被迫讓渡部分國家主權,仍舊保持較為完整的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權力。APEC而言,在成員差異明顯的情況下,區域合作只有本著自主自愿、平等協商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減少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因此,APEC常常被亞洲成員國視為“咨詢性機構”,而不是“經濟共同體”。

  “非制度化”、“非形式化”是開放地區合作空間的獨特魅力所在。相對于傳統地區主義對制度的重視,“開放的地區主義”主張,區域內國家應最大限度地尋求共識,不斷地尋求非正式化、非制度化的靈活的解決方式。“開放的地區主義”提倡不拘一格的合作形式,其原因之一是它發現有些區域組織有時沉迷于制度建設,導致地區合作的運行效率不高,甚至陷入局部僵化的尷尬局面。開放地區合作空間不贊同歐洲區域合作的“介入原則”,[3]并明確反對建立超國家的地區性行政和決策機構。美國學者邁爾斯·卡勒認為,區域制度在設計方面可能非常不同,而且取決于區域伙伴和問題的特殊性。沒有理由假定區域一體化的模式一定像歐洲聯盟那樣。[4]按照地區主義的“開放性”的要求,區域組織對其成員只能通過發表聲明、宣言等方式提出建設性意見。例如,“10+3”既是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也是亞歐會議、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它積極參與、支持并擴展多邊規則,并不致力于構建一個封閉的、歧視性的集團(充其量,它僅僅贊同建立具有指導、咨詢作用的協調機構)。

  二是,倡導多樣包容,追求內外開放的互動。

  尊重多樣性,是開放地區合作空間的基本前提。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應該承認各國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發展模式的差異。這是世界充滿活力的表現,也是世界蓬勃發展的動力。同樣,為了更好地推動區域合作,區域內國家需要以平等開放的精神,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并蓄的地區。只有尊重本地區的多樣性,因地制宜,才能探索出一條符合地區特色的區域合作之路。

  實現內外互動,是開放地區合作空間的本質要求。傳統區域性貿易安排明顯具有排他色彩,其自由化措施大多僅限于成員內部,對域外非成員采取歧視性待遇。顧名思義,地區主義的“開放性”在強調區域內合作的同時,也不排斥區域外合作,倡導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達到平衡。正如APEC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的那樣,貫徹APEC“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是期望區內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措施可以遠遠延伸至成員APEC的疆界之外。開放地區合作的空間不僅要求區域成員之間相互開放、相互平等、消除歧視、減少區域內障礙,也支持區域成員與非區域成員的交往,力爭實現在開放中推動各國共同進步、促進各地區共同發展。

  三是,把握重點和基礎,堅持寬領域、深層次的發展。

  地區合作的開放要做到有的放矢、重點突出。一般來說,地區主義可以從不同層面進行理解。在經濟層面上,它提倡一種通過互利合作而達成的理性安排;在文化層面,它體現在人們對地區的信仰(或者價值判斷)之中,是一種想象的”地區共同體;等等。區域合作不應追求“一攬子”式的全方位合作,而應堅持循序漸進的法則,選準推動地區合作的重點、難點,以點帶面,產生輻射效應,從而真正實現地區協調發展的總體目標。多數情況下,區域合作的重點往往聚焦于經濟領域的合作,這是推動區域合作更上一層樓的重要基礎。

  在抓好重點的基礎上,區域合作要向更廣泛的領域開放,向更深層次的方向發展。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合作逐步向文化領域拓展是深化地區合作的必由之路。換句話說,地區身份的建構也是推動經濟一體化的一個發展方向。雖然無需建立地區認同,區域一體化也能產生,[5]但是如果長期缺乏地區認同的歸屬感,區域一體化是難以取得長足進展的。事實上,經濟一體化向政治、安全領域的擴散和外溢,將會觸及地區各成員國國家主權的核心和最敏感的部位,刺激各國內部民族主義的神經,甚至會引起民族主義甚至極端民族主義的反彈,這時尤為需要共同文化觀念的協調作用。鑒于此,地區身份或者認同的形成,是檢驗地區經濟一體化是否深化的基本標準。

  二、首屆東亞峰會對地區主義“開放性”的發展

  作為亞太地區的次區域,東亞在區域合作方面一直奉行“開放的地區主義”。透過東亞地區合作,人們可以發現東亞地區主義“開放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不拘一格的合作模式(如10+110+3)交相呼應;多種形式的內部經濟合作十分活躍;內部開放在觀念、進程和體制層面均有所體現;[6]等等。特別是,首屆東亞峰會的召開打破了東亞合作的地域限制,推動東亞合作邁入新的發展階段,豐富了人們對東亞地區主義“開放性”的認識。

  首屆東亞峰會的與會國不僅包括東盟10國及其3個傳統伙伴(中、日、韓),還包括3個新成員(澳、新、印)。10+6模式的逐漸成型意味著,地區主義的“開放性”在東亞地區合作的深化過程中有了新的內涵,即開放東亞合作的空間較之以前有了更加寬廣的視野。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如開放東亞合作空間的真實動力是什么,東亞地區的開放有無時間或空間的限制,等等。隨著區域合作的深入發展,東亞地區主義的“開放性”必然會表現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變化。這樣一來,人們應盡量準確地認識“開放性”對東亞地區合作的基本要求,避免出現對東亞地區主義的誤解。

  當前,正確認識東亞地區主義的“開放性”,需要突出強調以下幾種觀點:

  一是,開放東亞地區的合作空間并不意味著,經濟領域的內外互動可以涵蓋或者替代其他領域的合作。

  東亞地區在經濟領域的合作啟動最早、效果最好。盡管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遠未達到歐盟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水平,但是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在貿易方面,東亞自由貿易區開始正常運轉,東亞地區的貿易依存度也自上世紀80年代的30%上升到2005年的60%左右;在金融領域,亞洲債務市場乃至區域性貨幣開始啟動;等等。按照東亞地區主義的“開放性”要求,地區合作應該是循序漸進而相互協調的,經濟領域的合作效應能夠“外溢”到其他領域。

  然而,縱觀東亞地區合作的發展過程,東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并未在其他領域引起應有的連鎖反應。相對于地區經濟一體化而言,東亞國家在安全等其他領域的合作明顯滯后。例如,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并沒有推動東亞形成一種切實有效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該地區仍存在冷戰的政治遺產(如,朝鮮半島仍存南北對峙)。可以這樣說,東亞地區合作只是展現了經濟合作“一枝獨秀”或者“一路絕塵”的景觀,并沒有實現整體發展的目標,這明顯不利于東亞地區合作的深入發展。簡言之,經濟領域的內外互動只是東亞地區合作的重要內容,而不能涵蓋或者替代其他領域的區域合作。

  二是,開放東亞地區的合作空間并不意味著,“非東亞化”可以成為本地區一體化的主流。

  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條件下,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孤立地實現自我發展。美國學者邁爾斯·卡勒認為,開放的區域是指,“區域”不被定義為地理實體,而是被看作是一系列在某一特殊經濟問題上尋求共同利益的國家。對許多亞洲國家來說,開放區域主義也意味著在非歧視原則的基礎上與非成員國之間分享區域利益。那些同意議事日程并且愿意承擔責任的國家都可以加入進來,不管他們的版圖在哪里。[7]要想保持東亞合作健康、可持續發展,東亞國家應適當考慮和照顧區域外國家在本地區的合理利益,增進這些國家對東亞合作的理解與支持。區域外國家參與到東亞合作進程,必然能夠為東亞合作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深化同區域外成員(觀察員)的務實合作,是近年來東亞國家推進地區合作的一個重要著力點。

  但是,在一個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中,認識地區主義的邏輯起點仍然不能脫離“地區”一詞的地理本義。種種跡象表明,名為“東亞”地區的合作峰會遠遠超出了地域限制,蘊含了一股“遠離東亞”的發展潮流。作為東亞峰會的主導者,東盟對參會國提出的3條認證條件是比較寬松的保持與東盟之間的實質性關系,成為東盟對話伙伴國,認可《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參加東亞峰會,只是東亞地區主義走向“非東亞化”的一個序幕,未來必有更大突破。實際上,上述與會條件為東亞峰會的再次擴展打開了方便之門,不僅澳、新、印三國能夠參加峰會,像美國、俄羅斯、歐盟等都有機會參會。特別是,考慮到美國對整個亞太地區事務的重要影響,一旦美國大力“涉足”東亞合作,那么其影響力是東亞國家所不能媲美的,這容易造成東亞地區合作迷失方向。為此,一些學者對“10+6”模式主導下的東亞峰會所體現出的“非東亞化”趨勢表示憂慮并提出質疑。在他們看來,如果開放東亞合作的空間沒有明確或者整體的地域限制,甚至默認地區合作逐漸淡化東亞色彩,那么這種類型的“開放的地區主義”所倡導的東亞合作模式將會趨同于APEC模式,“開放的地區主義”在東亞地區將會逐漸失去吸引力。簡言之,地區主義的“開放性”不能脫離地理因素的支撐,東亞地區主義的“開放性”也是如此。無限制的“泛東亞化”或者“非東亞化”明顯背離開放東亞合作空間的發展潮流。

  三是,開放東亞地區的合作空間并不意味著,有關國家可以圍繞地區合作的主導權展開政治博弈。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首屆東亞峰會的召開引發了一場圍繞地區合作主導權的斗爭。日本拉攏印度等國蓄意夸大中國的崛起,力圖提高自己在東盟峰會中的影響和地位,借此機會削弱中國的地區影響力。為了阻止中國成為東亞峰會的主角,日本采取一些針鋒相對的措施:在峰會召開前夕,多次拋出“經濟繡球”,試圖加強與東盟各成員國的關系;鼓吹本次東亞峰會是建立未來“東亞共同體”的一次重要機遇,以此回應中國政府提出的“10+3”模式;力邀美國以觀察員身份參會,以此來牽制中國;在吃到美國的閉門羹之后,隨即將澳、新、印拉入此次峰會;20051213日,日本與東盟各國簽訂的共同聲明首次正式使用了“戰略性合作伙伴關系”一詞,而且日本還設立了總額為1億美元的東盟綜合支援基金;等等。日本制衡中國”的意圖昭然若揭,這明顯不利于東亞地區合作。歐洲一體化之所以成為區域合作的一個成功樣板,與英法德“三駕馬車”的緊密推動密切相關。事實上,無論是封閉的地區合作還是開放的地區合作,都離不開核心國家的共同努力。為此,必須著重強調,東亞地區主義的開放性并不提倡權力空間的無限制開放,同樣也要求核心國家展開有效合作。

  四是,開放東亞地區的合作空間并不意味著,適當的制度建設對于東亞合作是無足輕重的。

  雖然“開放的地區主義”倡導不拘一格的區域合作方式,但是它并不否認制度對于地區合作的重要性。一種觀點認為,奉行“開放的地區主義”就是要徹底剔除國際制度的外部約束。造成這種偏狹認識的一個原因,是人們對國際制度的基本內涵[8]存在誤解。實際上,國際制度是多種多樣的,既包括法律、經濟以及政治領域的正式制度,也包括社會領域的慣例以及行為方式,等等。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在有助于消除封閉性區域經濟組織的貿易轉移效應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問題。[9]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容易導致非成員的“搭便車”現象。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開放性的地區合作也需要一定規模的制度建設加以保證。

  當前,制度缺失對東亞地區合作的影響日趨明顯。具體到經濟領域的合作而言,貿易自由化進程要接受普遍規則和強制措施的約束,而東亞地區貿易合作則缺少必要的硬性約束。這自然會引起人們對這樣一個核心問題的關注:對于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而言,東亞區域貿易是一種促進力量,還是一個絆腳石?區域合作的歷史和現實表明,“沒有制度的地區一體化”往往充滿變數,有時會出現停滯或倒退,明顯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例如南方共同市場的經驗表明,“開放的地區主義”有時可以被成員用來證明自身獨特政策的合理性,從而破壞共同貿易政策的統一性。甚至,有學者認為,制度缺失已經成為阻礙南方共同市場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10]如果東亞合作始終處于靈活多變之中而不具備相應的穩定性,那么其發展后勁肯定會大打折扣。實際上,實行開放的地區主義的非制度性一體化組織,也可以逐步實現制度化。[11]因此,開放東亞地區的合作空間需要在“非制度化”與“制度化”之間做出一定區分,而不能一概剔除制度因素的作用。

  三、地區開放視角下的東亞合作前景

  地區合作空間的開放,為東亞地區的合作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有關國家已經深刻意識到,封閉的、排他的和針對任何特定一方的東亞合作,并不符合東亞地區主義“開放性”的本意。正如溫家寶總理20051214日在堅持開放包容,實現互利共贏》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1)只有開放的合作才能實現不斷進步:(2)只有開放的合作才能更好地發揮區域優勢;(3)只有開放的合作才能順應時代潮流。[12]促進東亞發展和區域合作,必須堅持開放的思維和保持政策的透明,這已經成為事關東亞合作發展前途的時代命題。

  同時,地區合作空間的開放,也面臨許多挑戰和難題。歷史遺留問題短期內難有實質性進展,冷戰思維時而興風作浪,集體安全機制的建立尚需努力。各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歷史文化過于多樣化,容易凸現政治體制的作用。例如,有些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小國家,對中國迅速崛起后的戰略走向保持一定的警惕或防范。東亞國家對開放合作空間的認識不盡相同,直接影響到踐行“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效果。因此,開放東亞的合作空間應采取積極措施克服弊端并化解不利因素,做到因勢利導。

  沿著地區主義的“開放性”提供的思考線索,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推進東亞地區合作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東亞合作的深入發展應得到核心國家的聯合推動。大國是推動地區合作的關鍵。沒有大國之間的聯合推動,地區合作難以取得長足發展東亞地區合作始終無法超越的一個尷尬現實,是大國未能就地區合作的推動形成有效的戰略互信。特別是,中日關系的發展遠未達到預期的水平。雖然“戰略互惠”為發展中日關系帶來了重要機遇,但是由于兩國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如領海爭端、國民心理的困惑、美國因素的制約),因此建立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尚需長期努力。另外,東盟試圖擔當推動東亞地區一體化的重任,但是有心無力,難以勝任。中日關系的協調遠遠超出了東盟的能力范圍,決定了東盟不可能推動本地區實現更高層次的合作。如果地區大國尤其是中日之間未能建立友好與合作關系,共同推動東亞合作的發展,那么東亞合作大幅度提升的空間可能是有限的。

  二是,東亞合作的深入發展應得到機制建設的適當支持。要想克服東亞地區合作“建設性模糊”或者“過于泛化”帶來的弊端,一個切實可行的努力方向是適當加強東亞地區合作機制的建設。總體來看,包含東亞在內的整個亞太地區的合作機制發育不足,即使本地區已有一些制度安排(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東盟、朝核六方會談等),大多也處于不斷探索之中。在可預見的未來,從功能性一體化的“軟地區主義”(soft-regionalism)向制度性一體化的“硬地區主義”(hard-regionalism)過渡,將是東亞地區合作的一個發展方向。東亞各國應積極支持并參加現有的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根據現有組織的不同情況,制定有的放矢、層級分明的區域合作戰略,采取措施鞏固完善現有機制,使之在區域合作各領域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進而形成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格局。例如,在推動地區合作轉型的過程中,東亞國家可以積極探索以非國家行為體、非經貿實體為主導的“地區治理”[13],以此探尋建設地區合作機制的相關路徑。

  三是,東亞合作的深入發展應注入地區身份或者地區認同等觀念因素。理論上,地區意識、地區認同觀念在地區主義的分析中十分重要。[14]在實踐中,地區認同的最終形成對于東亞地區合作的重要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東亞是一個文化多樣的地區,歷來缺乏一些類似“大歐洲”的一體化觀念,甚至也沒有類似泛非主義的整體觀念。鑒于文化多樣性以及市民社會缺乏的客觀現實,東亞地區的歸屬性地區認同較弱且十分散亂,[15]東亞國家歷來都不奢望地區認同能夠在短期內形成。在推動地區合作的過程中,東亞國家常常強調國家層面的“身份認同”,注重國內層面的利益考慮,而很少關注不同國家之間的“社會學習過程”。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東亞國家不僅沒有形成一種共同的外部安全觀念,而且有些國家還在制造和散布各種“威脅”論調。反觀歐洲聯盟的發展歷史,共同觀念(包括安全觀念)為地區主義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法國和德國不遺余力地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發展,與兩國形成的“大歐洲”這種文化默契或者地區身份密切相關。歐洲一體化的經驗表明,地區認同的缺失是東亞地區主義異常活躍而略顯松散的主要原因所在。盡管地區認同的缺失是目前東亞地區合作的一個明顯不足,但是也恰恰是東亞地區一體化深入發展的不竭動力所在。

注釋:

  [1]第一,盡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擴大成員的單邊自由化。第二,在基于最惠國原則實施區內自由化的同時,繼續減少對非成員的壁壘。第三,在互惠的基礎上,把地區自由化的成果擴大到非成員。第四,允許任何一個APEC成員單邊、有條件或無條件地把APEC自由化擴大到非成員。參見:周濤:《“開放的地區主義”釋義》,載《國際商務研究》,1998年第5期,第32頁。

  [2]它們分別是:實行“開放的成員資格”;堅持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堅持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推動全球自由化;強調貿易便利化。參見:[]C. 弗雷德·伯格斯坦:《開放的地區主義》,載《經濟資料譯叢》(薛濤譯),1999年第2期,第43~47頁。

  [3]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阿米塔夫·阿齊亞曾經專門就介入性地區主義做出論述,并認為圍繞介入性地區主義的新形式的地區認同特性的建構,可能是21世紀的后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關于介入性地區主義的定義、可能性等內容的詳細論述,參見[]阿米塔夫·阿齊亞:《地區主義和即將出現的世界秩序:主權、自治權、地區特性》,載《世界經濟與政治》(肖歡容譯),2000年第2期,第67~69頁。

  [4][]邁爾斯·卡勒:《從比較的角度看亞太的區域主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王正毅譯),1997年第6期,第19頁。

  [5]  []邁爾斯·卡勒:《從比較的角度看亞太的區域主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王正毅譯),1997年第6期,第16頁。

  [6]蘇浩:《東亞開放地區主義的演進與中國的作用》,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9期,第49頁。

  [7][]邁爾斯·卡勒:《從比較的角度看亞太的區域主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王正毅譯),1997年第6期,第19頁。

  [8][]羅伯特·基歐漢:《研究國際制度的兩種方法》,載[]詹姆斯·德·代元著,秦治來譯:《國際關系理論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312頁。

  [9]Jessie P H Poon, “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Is Geography Destiny?”,Area, Vol. 33, No. 3, 2001, pp. 257-258.

  [10] Michael Mecham, “Mercosur: A Failing Development Proj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2, 2003, pp. 381-382.

  [11]宋玉華、阮燮富:《論開放的地區主義——APEC的最佳選擇》,載《世界經濟》,1996年第10期,第15頁。

  [12]《首屆東亞峰會簽署宣言中國倡導開放的地區主義》www.xinhuanet.com20051215日。

  [13]Nicola Phillips, “The Rise and Fall of Open Regionalism?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4, No. 2, 2003, p. 218.

  [14]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0.

  [15]劉興華:《地區認同與東亞地區主義》,載《現代國際關系》,2004年第5期,第22頁。

相關文檔
 
通 知 公 告
中央編譯局2017年博士后招收簡章
中共中央編譯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
關于做好2016年度中國博士后科學...
中共中央編譯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
關于做好2015年中國博士后科學基...
首屆全國博士后政治學論壇暨“國...
關于做好第56批中國博士后科學基...
關于做好第7批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
 
辦 事 指 南
 
導 師 隊 伍
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組
魏海生 季正聚 崔友平
郗衛東 馮雷 胡長栓
薛曉源 魯路 林進平
政治學研究組
楊雪冬 賴海榕 陳家剛
張文紅 戴隆斌 許寶友
徐向梅   
經典著作和中央文獻編譯研究組
韋建樺 柴方國 沈紅文
李京洲 卿學民 徐洋
童孝華 修剛 王銘玉
 
版權所有:中央編譯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西斜街36號 郵編:100032
管理維護:中央編譯局網站編輯部 聯系電話:66509709
京ICP備05019972號
 
全年固定一尾中特平 pk赛车稳定计划 3d选号技巧 江苏时时计划软件下载 德国飞艇投注软件 大数据滚球软件可靠吗 河北省十一选五开奖结果出来 天津体彩十一选走势图 全天时时彩免费计划数据 安徽时时计划软件下载 澳洲幸运5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