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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
作者:秦正為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1-04-11  點擊數:   打印本頁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
摘要:
關鍵詞:

  新中國的建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轉折和重大里程碑。新中國的建立,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成功結合的結果,而且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建設相結合的基本制度,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嶄新歷程。正是在此基礎上,才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和重大成果,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發展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發展”、“中國經驗”、“中國奇跡”、“北京共識”正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因此,對新中國成立60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進行總結,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改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竭動力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要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就必須堅持不斷地進行改革,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地實際相結合,才能充分顯示和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實際上,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改革史。新中國的建立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得以確立,其本身就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偉大變革。之后進行的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不僅在結果上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而且在過程上也創造了諸如“和平贖買”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和途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和政治協商會議的保留,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獨特形式和嶄新探索。《論十大關系》的發表、黨的“八大”的召開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提出,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開始在分析蘇聯模式和總結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基礎上,具體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并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思想理論觀點。比如,在“以蘇為鑒”的指導原則下,提出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今后的根本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在此前提下,還探索出了一些至今仍起指導作用的基本原則,如在經濟上“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在黨際關系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民族關系上“平等團結、區域自治”,等等。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成于鄧”這一說法,能夠廣泛流行并被人們接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盡管毛澤東曾力求第二次解脫,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建設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的結合起來,由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和毛澤東固有的認識偏差,中國的發展畢竟沒有脫離“蘇聯模式”的基本框架,最終這些探索被迫中斷或夭折。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改革進入一個新時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75年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已經開始了全面改革的實驗。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必要前提,實事求是是改革的基礎條件,因為沒有解放思想就不會突破舊框框,而沒有實事求是也會使改革脫離實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道路,則是二者的真正有機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中國化。實際上,中國新時期的改革大潮就是在此前提下,在中央政策和群眾選擇的互動中不斷滾動向前的。農村改革始于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暗流涌動,個體經濟源于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們回城后的被逼無奈,對外開放起于廣東福建僑鄉人民的偷偷摸摸,而這都符合“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精神。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起步,迅速推向城市,繼而遍及全國。中國的改革是從“階級斗爭為綱”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沒有這種轉變和變革,就沒有當今中國的發展。但是,應該看到,改革是艱難的,會面對許多阻力、障礙和爭論。對此,鄧小平深有體會,因而明確提出改革實踐“不爭論”的著名觀點。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1](P374)也正是在此指導下,才有了1992年破除姓“社”姓“資”的東方風來滿眼春和1997年沖破姓“公”姓“私”的晴空排云上碧霄,才有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正確指針,才有了中國“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的嶄新理念。改革阻力和雜音是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國家改革都會遇到的情況,但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高瞻遠矚,及時恰當地處理這些問題。可以說,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的發展和“中國奇跡”。中國漸進式的改革道路,也正被世界認同為“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北京共識”。實際上,改革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的有機結合,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是渾然一體的。改革是永無止境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不斷發展的。

  二、開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途徑

  馬克思主義是具有“世界歷史”意識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本質上也是“世界歷史”與當地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任何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都不會脫離人類發展的文明大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如此。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國際風云和中國實際相互影響下的一種選擇。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人類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環節和一個階段。中國的歷史說明“閉關鎖國”是不行的,新中國的環境也決定中國不能孤立生存和發展,關鍵是對誰開放、如何開放的問題。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封鎖,更重要的是現實和思想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水火不容,使中國“一邊倒”,倒向了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一種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開放。也正是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為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際上,即使對于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毛澤東也是早有認識和多次提及的。他在黨的七大《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2](P1060)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就是要發展“新資本主義”。1956年底,毛澤東在約見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思想,認為“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12](P170)與此同時,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還明確“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并指出: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習,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3](P41)1965年,毛澤東同來訪的印度尼西亞客人談道,全部開放,全部交流,不要壟斷。即使在犯傾錯誤的1973年,毛澤東還親自批準了從日本、英國、美國、聯邦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引進價值達4.3億美元的成套技術設備。當然,這些只不過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些火花,在當時的大環境和大框架下只是發出些微光,不會成為燎原之勢。

  真正的中國對外開放道路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中國對外開放的真正開啟者是鄧小平。針對過去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曾總結道:“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1](P64)“歷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1](P90)所以中國要發展,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國的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學習外國的先進觀念和管理經驗。同時,針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和發展,鄧小平還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1](P373)所以,對外開放還是社會主義得以實現和在全球取得勝利的保障和必要條件。正是在此指導下,中國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路線,開放和改革一道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和強國之路。經過三十年的風雨探索,從東南部到中西部,從沿海沿江到沿路沿邊,從經濟特區到內地開放,從引進外資、進口替代到對外投資、出口促進,從2001年中國“入世”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對外開放已經形成由點到面、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1950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到2008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增長了2485倍,另一方面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全面發展,人們的生活質量、精神面貌和世界意識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堅定不移地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實現了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重要歷史使命,完成了從封閉半封閉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開創了全球范圍內走開放式發展道路的成功范例。回顧中國對外開放的道路,鄧小平曾說: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江澤民談到:這是我國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胡錦濤指出:這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過去30年的對外開放,不但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加快了現代化進程,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且促進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共同發展。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中國的發展在為世界提供“中國經驗”的同時,中國還提出了建設的“和諧世界”的構想。中美、中俄、中日、中歐等戰略伙伴關系的確立,上合組織、中非論壇等影響力的擴大,都說明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使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對此,國內外學者均已予以認同。正如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雅科夫·貝格爾所說,隨著中國影響的擴大,中國會“全球化”,而世界也會“中國化”[4]當然,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深入發展,這種影響也會繼續發展。實踐證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與對外開放的全球化和世界化分不開的。

  三、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永恒主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人類的發展方向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現代化。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也不外乎這兩點,關鍵是要搞清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如何建設的問題。中國的發展問題一直是毛澤東關注的最重要問題。針對當時關于中國社會發展前途的爭論,毛澤東明確回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在指導思想上,毛澤東積極倡導和踐行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原則,認為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結合起來。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3](P64)就是中國的經驗也只能是提供參考。在發展本質上,他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3](P1)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5](P1079)1957年初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明確提出:我們根本的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社會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3](P218)在發展規律和戰略上,毛澤東指出,經濟建設也是科學建設也是有客觀規律的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6](P300)因此,發展要講科學,要研究發展的客觀規律,要向比我們強的人學習。毛澤東認為克服盲目發展主要靠兩條:一條是把握規律性,二是要有規劃性、戰略性。所以,他在我國開始大規模建設之初就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3](P2)因為,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否則,就要被開除球籍!為達到這個目標,他又親自指導制定了一整套發展戰略,即圍繞四個現代化建設這條主線,按照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的劃分逐步推進,著力解決工業與農業、沿海與內地、經濟與國防、中央與地方等十大關系。正因如此,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囿于傳統的觀點,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一大二公三純四統”,現代化應該是“以糧為綱”、“以綱為綱”的工業化,并且經濟建設必須服從于“階級斗爭為綱”,最終中國的發展被“文化大革命”所打斷。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最先闡述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在鄧小平的言論中,談論較多的就是發展,如他明確指出,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中國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他還一再強調說,我們所做的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要發展自己;歸根到底,發展才是硬道理;等等。鄧小平不僅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基本路線,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提出了“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而且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歸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正是在此基礎上,他明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稱為“中國的發展路線”, 并確定了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江澤民堅持鄧小平的發展思想,并把它運用于執政興國的實踐中,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7](P538)他多次指出,我國經濟能不能加快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自己的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這里。因此,他特別強調:“發展是硬道理,這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戰略思想。”[7](P118)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著眼于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緊緊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認真研究和回答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和擴展理論視野,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至此,在發展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不僅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而且解決了什么是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不僅強調發展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且確立了經濟富強、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會和諧四位一體的發展目標;不僅強調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指出中國走的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道路;不僅謀求中國的發展,而且要為人類的發展做貢獻。由此可見,發展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題和主線,而且六十年來一脈相承、永恒向前。

  四、穩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保證

  政局安定,社會穩定,是任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必要前提。新中國也不例外,穩定是黨和國家歷屆領導人都要考慮和高度重視的大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3](P204)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新中國一方面繼續完成全國的解放和統一,鞏固民族團結和邊疆安定,另一方面開展了政治上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經濟上的“三反”“五反”,同時還進行了“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最終穩定了國內局勢和周邊環境。有發展,就會有矛盾,就會產生不安定因素。針對于此,毛澤東還指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8](P543)這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至今仍然是對社會主義時期社會穩定狀態的經典性的概括,并為鄧小平等所多次引用。正視矛盾,消除矛盾,最終達到穩定,是毛澤東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始終考慮的重大問題。“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實際上也是毛澤東希望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所以,針對文革中打砸搶及武斗不斷的混亂局面,他提出了還是以安定團結為好。為了維護穩定的局面,毛澤東在全面分析了造成不穩定的原因和因素外,還提出了不少至今仍彌足珍貴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如針對由于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國內外混亂,指出對包括列寧在內的“兩把刀子”不能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如針對波匈事件造成的動蕩,指出必須牢牢掌握人民民主專政的有力武器;如針對1956年個別地方發生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事件,指出要通過反對官僚主義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來避免鬧事;如針對國際上的政治、思想“臺風”,他要求共產黨人要做挺立不拔的大樹,不要做風一吹就要搖的墻頭草;如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以避免天下大亂;如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使社會主義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如強調只有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以及干部隊伍建設,才可以達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如要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就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如始終重視加強軍隊和國防建設,即使是在文革動亂期間,毛澤東強調軍隊不要亂,不要參與武斗,必要時軍隊要維護社會秩序穩定。但是,由于毛澤東認識的偏差,“文化大革命”畢竟造成了中國十年的內亂,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社會發展和穩定。

  如何處理好穩定與發展的關系,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共同難題。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通過對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動亂的考察,曾得出結論:“現代化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9](P38)經歷過中國治亂興衰和個人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更加深知也更加強調穩定的重要性。如果說“文化大革命”給鄧小平帶來了難以忘卻的記憶的話,那么之后的三次風波和動亂則使鄧小平更加體驗到維持社會穩定的艱難性和必要性。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文革”極“左” 殘余勢力和“西單墻”等右翼勢力對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的沖擊,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帶來的學生上街鬧事現象,第三次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和政治暴亂。正是從這些事件出發,鄧小平多次談話的主題就是穩定,并提出了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的最高利益就是穩定”等重要思想。鄧小平認為,穩定應包括:政治穩定,經濟穩定,文化穩定,社會穩定,農村穩定,世界穩定。為確保這些穩定,首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因為“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10](P173)其次,要確保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不動搖,“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1](P380)第三,要確保“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因為“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人民看到穩定帶來的好處,看到現行制度、政策的好處,這樣才能真正穩定下來。”[1](P355)第四,要確保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獲得普遍的認同,同時要使人們心理舒適和充滿希望。第五,要確保中國穩定與世界和平的相互推動,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國的穩定,中國保持穩定,不僅是對自己負責,同時也是對全世界全人類負責。因為“中國在國際上有特殊的重要性,關系到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安全。如果中國動亂,問題就大得很了。”[1](P350)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時期新階段,穩定仍是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江澤民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中指出:“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發展和改革必須要有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是我們付出了代價才取得的共識。”[11](P461)并把改革、發展、穩定比作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棋盤上的三著緊密關聯的戰略性棋子,每一著棋都下好了,相互促進,就會全局皆活。為此,江澤民多次重申:“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7](P534-535)關于穩定問題,胡錦濤等新一代領導集體也一以貫之,多次強調。20081218日,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指出:要保證“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這不僅把“不折騰”提高到了保持國家政治穩定的戰略高度,而且是由思想層面的戰略上升到了實踐層面的戰略。但是在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之際,也出現了對“穩定壓倒一切”的質疑聲音。不過,近年來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私有化等意識形態的斗爭,“甕安事件”等群體性事件,拉薩“3·14”事件、烏魯木齊市“7·5暴力事件等事實證明:穩定始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保證!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和新疆和平解放暨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60周年之際,胡錦濤總書記考察新疆,強調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要求把促進改革發展同維護社會穩定有機結合起來。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及時的,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盡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是多方面的,但改革是動力、開放是途徑、發展是目的、穩定是保證應該是最為基本的經驗。新中國60年來的實踐也證明,必須始終把改革的力度、開放的深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可承受度結合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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